顺着一条小溪，我们离开泽蚌寺下了山。当我们再次赶到罗布林卡时，已是下午四点多，这回所有的门终于都开放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朴的，偌大的园林中，几乎全是树木，建筑很少，所以我们在达赖的寝宫里多呆了一会。说是寝宫，其实只是一栋考究的两层小楼，溶进了藏、汉、西三种建筑的风格，据说是达赖自己设计的，因为他的老师是西方人。达赖在这里住了两年，便再也没回来过。

在达赖的卧室里，我见到有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我从他的神情揣摩他肯定当年侍奉过达赖，一问，果然如此。再问老先生是否想念达赖，他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出了寝宫，我们信步来到达赖的花园，这里花草树木枝繁叶茂。在一处凉亭里，我们仨坐下聊天，从西藏问题到统一台湾，我们各抒己见，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我跟阿福他们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北方的满族与蒙古族，都曾是强大的民族，但如今为什么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已不复存在，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曾统一过中国，坐过天下，从而付出了自己的文化被汉文化所同化的代价，对少数民族来讲，汉文化实在是一种超级的溶剂。而西藏与新疆的两个民族，他们从来没有入主过中原，所以他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留至今，并逐步发扬光大，对全人类来讲，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当我们从花园深处出来时，达赖夏宫里已看不见一个人影，所有的出口都已被锁上，原来这里六点就下班了。没办法，我们只好一个门一个门地找，一个门一个门地喊，但却一次次地落空。

终于在北门口碰到两个藏族青年，是兄妹俩，他们是在园子里做旅游纪念品买卖的，今天可能是收摊子慢了一点，也被关住了。哥哥叫阿吉，妹妹叫希勒，哥哥腼腆得象个女孩子，妹妹开朗得象个男孩子。我们见到他俩的时候，妹妹希勒正扯着高音嗓子对着门外喊话，可能是在喊某个人的名字。上前一问，哥哥似乎只会说藏语，而妹妹却会说四种语言，藏语英语印度语，还有汉语，但她说汉语是她所有语言中掌握得最差的。希勒一边乐呵呵地用汉语跟我们交谈，一边费劲地用藏语对门外喊话，模样很是可爱。而阿吉却一闪身跑开了，一会他拿来一捧刚摘的毛桃，桃尖还带着红尖儿，憨笑着递给了我们，一会儿又跑开，回来时举着一根树枝，上面结满一种红色的小果子，吃在嘴里味道酸酸的，塞给我们后，他又跑开了，这回他带回的是一书包的青苹果。。。阿吉可能想告诉我们，即使今天出不去，这里有满园的果子，不会饿死我们的，而我担心的是，假如我们出不去，这满园的果子恐怕都得被他摘个精光。

跟希勒和阿吉呆在一起，我们真是感到很开心，大家伙的心胸都完全敞开了。但是好景不长，希勒反复喊叫的那个人终于带着门钥匙来了，我们在被关了一个多小时后，再次获得“自由”。

离开夏宫，希勒问我们去哪，听说我们要去八郎学，她说正好跟我们同路，可能是跟我们依依不舍，她提出要同我们一块坐车回去，我们何尝不想这样呢？但我跟她讲，出租车最多只能坐四个人，现在加上她的朋友，我们一共有六个人。没想到希勒听后却不假思索地对我们说，“座位不够，我和朋友可以坐你们腿上吗！”说完她和她的女朋友搂在一起哈哈大笑，我们倒是有点不知所措了。最后大家一道上了一辆路过的中巴车，我们在布达拉宫广场依依惜别。（至今仍然思念不已！）

晚上回到八郎学，碰到韩国学子梁建日，就是跟我们一道乘破巴士入藏的那个韩国男孩子，他恰好也在寻找去纳木错的便车，我便和他一道去亚旅馆找志同道合者。在亚旅馆的门房里，碰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奇怪的是，除了境外的，国内的游客不是广东的，就是北京的。有一个日本哥们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的视力差的很，跟我脸对脸，也没看出我究竟是谁，他可以讲很吃力的汉语，他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他这次来本想去阿里的，但车走到半路上，他不幸被当地公安边防人员截住，然后就被赶回拉萨，他痛心疾首地说这次阿里之行是彻底失败了，他准备明年再来，说明年还要去看珠峰，我衷心希望他明年能如愿以偿。

当晚在亚旅馆找到来自广东的袁先生，大家约好10日一早同去纳木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