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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与西部人
（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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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老井故事 人与生存空间
高山反应与人口压力
所谓西部，大致是指中国在东经 110度以西的地区，或是晋陕间黄河的南北延伸线以西部分，它包括陕、甘、宁、青、新、蒙、川、滇、黔、桂、藏十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区。 －作者 1991年5月16日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报告 那时我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中信国际研究所工作，从事的却是中国西部的贫困、发展和开放问题研究。有一天，隔壁办公室的一位女士问我，你老是跟西北打交道，那边的城市像兰州，银川等等，是不是很破烂？ 我大为惊讶，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居然对本国西北和西南的普通常识也不具备！或许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是否意味着应试教育的某种失败？听说日本的中学生就能画出日本国的地图轮廓来。中国呢？我自己倒是能画下来，但是画得就很勉强。我也曾亲耳听到过中国可以干脆放弃西部贫困国土的糊涂或荒谬的言论而令我非常气愤，感到简直是在抗日时期遇上了汉奸。至于对西部仅仅是不了解的，就更能理解了。为此，我用了近半年功夫，翻自己的笔记资料，并向全国各地的朋友求援，要他们提供我所需要的特定资料。大部分朋友没有让我失望，资料和个人的感受从四面八方寄到北京。我动笔写下这些文字，意在帮助公众增加对西部的了解和认识。1993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西部》摄制组开始筹备拍片的时候，我给编导郭清华送去了我的专著《巨人的跛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以及已经发表了的一些文学作品作为他们的参考。有些说法他们接受了，也采用了。对此我感到欣慰。虽然耽误自己的不少功夫，却给西部作了些同样实实在在的事，在对公众的影响上也许文学作品的效果更佳，毕竟学术文章只限于很小一部分读者。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歌舞厅中的轻歌曼舞者很轻松地唱着，跳着。黄土高原上的贫苦，他们是想象不到，也不屑于知道的。 同样，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人，虽赶着“西北风”的时髦，却远没有西部人那样的直率、粗犷和豪放。 对他们来说，西部就象美国的“西部”片中的“西部”差不多，浪漫的传奇，瑰丽壮美的风光…… 不错，西部的大中型城市，与沿海城市相比，不会太逊色，甚至更富特色。那里的许多工业企业，也能在国家排上名次。但是，广阔的乡村山野，与内地就大不一样了。
无数个老井故事 1983年8月我第一次从银川坐火车往兰州走，过了中卫，便见到一连串水淋淋的地名：长流水、一碗泉、营盘水、兴泉堡、喜集水、赵家水、狼抱水、丰水村……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一带是水乡泽国。实则不然。这是一片干旱的土地，位于腾格里沙漠的南缘，正介于素以干旱贫困而著称于世的定西、河西与西海固之间。 我想，这与鲁迅笔下的闰土故事一样，闰土命里缺土，名字里就加上个“土”字以补不足。而这里干旱缺水，人们便用水淋淋的地名，来寄托他们对水的希冀与渴盼。 有的乡村缺水之至，干脆把地名称为“喊叫水”，以便直截了当地表现久旱盼甘霖的心情，宁夏同心县有乡名为“喊叫水”。至于称为“喊叫水”的村庄，在这“三西”地区，据说为数颇不少。 每逢旱季，送水车扬着漫天黄尘慢吞吞地爬上山来，沿途的鸟鹊也都顾不上怕人而栖上车顶和车边偷咂几口水；大大小小的牲畜家禽们，跟提着水桶准备接水的人群一样拥在车旁互不相让。这一切，都是为了好咂几口活命的水。 在这里山路上，你若见到肩上扛着自行车内胎行路的人，那内胎多半是圆滚滚的，若充满了气，实际上里面灌满了路上喝的水。 要是一时断水，人们就只好运用水窑里积下来的雨雪水了。那不动的死水，长满了绿苔，颜色极浑浊，味道虽不好，可是命更重要。 从定西走通渭县华家岭的人，若在老乡家喝水，多不敢把喝剩的水一倒了之。在这水贵如油的地方，谁这样干，准会挨骂而确有人被骂过。这里的水不仅贵如油，我看还差不多贵如命。不是说吗，绝食致命得十数天，而绝食同时绝水，几天就能让人送命。 张艺谋主演的《老井》故事绝非虚构、夸张。甘肃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述实研究员至今能忆起他“文革”期间在河西古浪县海子滩受“再教育”的所见： “这里奇旱，一年中降雨极少，百姓凿井而饮。但井深往往达百余米，我住的村上只有一口老井。每每取水，农家大嫂往往相约结队，合力提水。因恐供水不敷日用，故大家决定再打一眼井。但是挖过两孔深达60余米的黑窟窿之后，大家仍不气馁而终于在第三口井中见到了水。我亦有幸为这口井出了力，流了汗。” 这一带年平均降水只有150毫米至550毫米，而蒸发量却数倍于此。地表水源，多是盐碱苦水，饮用和灌溉都不宜。多数地方只能靠天吃饭，人畜饮水都有困难。 联合国于1971年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国际沙漠化会议规定，干旱区人口的临界指标每平方公里7人，半干旱区为20人。我国西北各省区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其人口密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这种临界值了，甘肃55人，宁夏68人，新疆9人，青海5.8人。 比起全国人口平均密度125人，这儿当然是低多了，比起北京人口密度600人和上海人口密度2200人，这更是低得出奇。但是不要忘记，当喝水问题都无法解决时，人们赖以活命的粮食又能种在什么地方？没有水能种出什么东西来！ 我数次从西欧至北京的航线回国，也曾多次在空中往返喀什至北京一线。从帕米尔高原上的红其拉甫山口入境，经和田、酒泉、包头一线，飞机翼下掠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库姆塔格沙漠、敦煌戈壁、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一路上是毫无生命气息的土黄色，死寂的沙漠、戈壁、旱塬，连一丝绿意也见不到，真令人产生错觉，西北半个中国已经完全沙漠化了？ 从水资源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新疆最具典型意义。 新疆农人缺水时，并不和内地农人一样，盼望几阵阴风过后，乌云密合而降下雨水来。他们盼望的是什么呢？与内地正相反：气温升高，阳光强烈。 这岂非火上浇油？不是，因为只有这样，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上的冰雪，才能加速融化，引水渠中才能水流滚滚，给农人带来欢乐。 因为在这里指望下雨，简直不可能，吐鲁番地方年降水量16毫米，蒸发却高达3000毫米。老百姓根本用不着备雨衣、雨鞋、雨伞。 而在喀什，和田一带，年降水量不过30至50毫米，不过是北京两场雨的量，年蒸发量也高达2700至3100毫米。 在新疆还有这种奇事： 你抬头看见空中雨线如箭激射而下，可就是不见地面被打湿。人们还是不慌不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人会忙不迭回家去翻出伞、雨衣来。原来，空中降下的雨滴，还没有落到地面，就被地上蒸腾起来的高温雾化而重新回到空中去了。 所以，有水处，就形成绿洲；没有水，也就没有人烟，没有了一切。新疆的大多数城市，实际上就是大小不一的绿洲，中间被无垠的沙漠戈壁分隔：哈密、鄯善、吐鲁番、石河子、奎屯、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都是镶嵌在万里瀚海之中的几颗绿宝石。 吐鲁番之行中我解开了一个谜：赤日炎炎似火烧，而维族人为何穿着棉衣在阳光下却安然无恙，大声地叫卖于热闹非凡的巴扎上。 七月流火时，我们乘坐的越野吉普，箭似地穿过素以姑娘长得美的歌声而著称的达坂城。连空气也象着了火一样，在地平线上剧烈晃动。刚半上午，路上已绝人迹，百里戈壁本来就行人稀。 车内的空调微微响着，使人感觉很舒服。可是见到窗外如燃着般的空气中浮现的幻影，我的好奇心上来了，于是把车窗摇开一点，把手伸了出去，去感受一下，连柏油路都能化得粘粘的如胶水般，露天下的气温到底能有多高。 手还未来得及伸出去，炼钢炉前那种令人窒息的热浪，就涌了进来。伸出的手，竟犹如插入一盆烫水中一样。 同行的西北石油地质局赵副局长说，跑野外时，他们在石头上烙过饼子，摊过鸡蛋。那滚烫的卵石，灼热的沙窝子就是野炊的好器材。我想，往那石缝里塞进两片面包，没准一会就能取出略带焦黄的香喷喷的吐司。 你想，这样的温度，让人怎么受得了。 下车来吃过饭，是一段漫长的午休。我和李少义，在维族姑娘茹合雁带领下，穿过葡萄架下的荫凉走廊，直奔人声鼎沸、马嘶驴鸣的巴扎而去。一路见到维族同胞们却头戴花帽。还有些人身着长袍似的袷袢，头顶皮帽。煎炸食品的香味，瓜果的甜味，叫卖声，谈笑声，自行车铃声，拖拉机的突突声……融汇在包容一切的滚滚热浪中。 我正纳闷于为什么有人穿这么多却不中暑，猛地意识到，自已也不出汗，实际上倒不是不出汗，蒸发量太高，汗一出就消失了。体温毕竟没有气温高，穿件厚衣服，不妨碍出汗和立即蒸发，却把热空气挡在身外了。内地夏天卖冰棍的，不也是拿棉被捂着那冷饮吗？ 要不是挖在地下的坎儿井，恐怕连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流到这儿，也得给蒸发掉小一半。 好歹吐鲁番一带饮水还很干净。 在喀什绿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去喀什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地区饮水改造情况。 在乌鲁木齐时，就听人屡屡提起“涝坝水”，却不解其意，待汽车从喀什城出发，经过疏勒县城，向东拐上砂石的“搓板”路，万丈黄尘顿时紧布在车尾，挡住了后窗的视野。缺水的大地上，浮尘特别多是不奇怪的。 车过塔孜洪，正逢当地巴扎，驴车和行人挤满了街，车子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从右侧窗看出去，我看见一个维族老人，正蹲在路边水渠旁，掬起一捧水给他身边的小“巴郎”（维语：小男孩）喝。看到那流动着的浑水，我不禁皱了皱眉头，多不讲卫生。 到了目的地罕南里克，进村后，看到一个污水池。水面上浮着败叶残枝和烂菜帮子，各种各样说不出名的污物也在小塘边上时浮时沉的，水已呈深绿色。这样一潭死的臭水，放在江南甚至华北，农民绝不会用来浇地。可在这里，这却曾是两个村庄的活命保证。我这才知道，涝坝水，就是这种靠上游放水而蓄起来的一池死水。流过的渠道中，不知有多少牲畜的粪便、人粪便，及其它种种污物。 此行我便身受其苦。在罕南里克，随联合国驻华总代表孔雷飒及项目官李少义看完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无偿援助的资金打的示范饮水井，我们一行便被请入乡的会议室。新疆是瓜果之乡，仲夏正是瓜果季节，杏、葡萄、西瓜应有尽有。正口渴，见到这些甜美的瓜果，我就顾不上客气地大口吞食起来。谁知刚一会，我就开始一趟趟地跑厕所。最后终于忍不住了，肚痛如刀绞，我面色苍白地倒了下去。我想可能是不洁的水洗所致，不过杏吃多了也有可能。新疆乡俗，杏不可多吃，否则肚子会痛。 陪同我们的喀什地区卫生处副处长大惊失色。我后来才知道，1988年6月18日，当地又发现了一例霍乱，其症状就是上吐下泻。而我虽未吐，但腹泻得厉害，别也染上此病。于是他们赶紧把我抬上车，返回喀什。日头已西下，九时多了，天空还大亮着，医院大夫们都下了班（喀什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晚2.5小时）。大夫和技师们被请出来给我诊断。又是查血，又是验便。大夫还问我有没有要呕吐的感觉，一阵忙乱后弄清不过是急性肠胃炎，导致了轻度脱水；而不是这里因水污染而常发生的霍乱。 我这才放下心来。打针服药后，感觉稍好。但还是弱得连路也走不动，而错失了第二天逛号称全国最大的“巴扎”，游览中亚风情的好机会。 不解决饮水问题，人类生存便成问题。而没有工农业用水，则经济发展也谈不上。这便是西北的问题所在。 至于西南，层峦叠翠，雨量充沛，一般而言并不缺水。但是在广西、贵州直至滇南一线以喀斯特地形（石灰岩的岩溶地区）为主的地带，降水往往流不多远便渗入了地下阴河。人们在地面上听得见地底深处有流水潺潺，却苦于地表无水。当然，也正因为岩溶作用，中国最著名的溶洞，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带，如桂林的七星岩、芦笛岩；安顺的龙宫；织金的打鸡洞。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和中宣部长、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全总副主席、被我尊为师长的忘年交朱厚泽先生对我说，他家乡的这个打鸡洞为世界最大溶洞，因为他比较过了意大利号称全球最大的溶洞。另外，还有云南石林旁的阿庐古洞和建水的燕子洞等。至于无名的或尚未被发现的溶洞更是数不胜数，它们与奇峰秀岭相伴，装点着这西南大地。 但正是在此地下水丰富的岩溶地区，春夏连旱甚至春夏秋三季连旱的情况较常发生。1990年9月，贵州朋友来京时告诉我，贵州旱情严重。黔北及黔中一带已是三个月滴雨未下。除乌江等主要河流尚还有水，其余的千百条河流全部断流。300余个小水库见底。遵义日供水由5万吨降至3万吨，一挑水能售数元钱。不知道是否厄尔尼诺作祟。 1992年5月我到云南红河州红河县哀牢山调查。在县城所在的迤萨镇，听得此地水费每立方米为0.73元，因为水需从千米低处的红河提取上山。为节约用水，我洗完一路风尘之后便决定不再洗衣，想带回个旧去处理。同行的州扶贫办蔡主任说大可不必。比起以前来，这个水费当地人还觉得便宜呢。没修提水站时，当地用水全靠人扛马驮，一小挑要售三角，一立米约有30挑，可售九元呢。 就在我在红河县的日子里，县水电局局长、哈尼族的钱黑黑告诉我，县西部深山中的哈尼寨子里，因为种稻季节又至而两个余月未下透雨，人们由于引水浇地再起纠纷而械斗起来。这种事在红河县只要一入旱季，便时有发生的。
人与生存空间 很少有人发现，南美洲讲葡萄牙的巴西，居然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很相似： 巴西面积8511965平方公里，只比中国少1/9。 巴西东濒大西洋，西边是内陆，与中国一样。 巴西经济最发达的重心区位于其东南沿海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贝洛奥里藏奇三角地区；那么，与之类似相当的，就是中国的沪宁杭三角洲。 巴西人口集中于从东北海岸城市福塔雷萨至南部海港城市阿累格里港一线海岸地带，而广袤的中西部与北部人口稀少；中国的人口密集区，亦偏重于东部沿海，从黑龙江的爱珲至云南腾冲把中国划一道对角线，三分之一的东半壁土地上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 研究了5年巴西，又到巴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了三个星期，我便得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发现。 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不大。全国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5人左右，沿海省市中北京为600人，上海高达2200人，江苏为635人，浙江为418人，广东为330人。相比之下，西北一隅就宽松多了，新疆9人，青海5.8人，西藏1.8人，宁夏68人，甘肃55人。 沿海几乎是人满为患，连中央电视台也在代为这些城市发出“别挤啦，别挤啦 ”的呼声。一看见密密的人群，我就本能地避开。除非有事，我绝不涉足王府井大街和西单，人太多了，连走路也不痛快。在兰州，在乌鲁木齐，在西宁，在喀什、吐鲁番、哈密，我走起路来，就象走在我专用的道路上一样昂首阔步，因为没多少行人要使你东躲西避地避让。 西部人，特别是西北人，享有更开阔的大地，更广阔的天空，更新鲜的空气，更宽敞的空间。 何不调整一下人口密度，将东部人口西移一部分呢？八十年代前半叶研究部门严肃地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于是我们一行5人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人口活动基金安排下，在1984年11月和12月到内部移民活动量很大的拉美国家墨西哥、巴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智利圣地亚哥与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了座谈，试图从南美国家内部自发移民及有组织的移民开发欠发达地区的过程中，找到若干适合中国仿效的经验规律来。看过了上一节，知道了水资源对人类活动的制约，我们马上就可以想象得到那次南美之行，就目的而言，是一次教训而非可以借鉴参考的经验。 实际上在西北，空间确实很大。但都是无人区，沙漠戈壁，不适合人类生活居住，更不宜进行经济开发。塔克拉玛干的沙丘下几千米处打出油井，让石油天然气喷出来是一回事。而要让人能够在沙丘间定居下来就更难了。 以甘、宁、青、新四省区来看，无法利用的面积太多了，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河西戈壁、青海海西戈壁沙漠、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库木塔格沙漠；至于高山无人区，也为数不少，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天山、可可西里山。 仅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就有30余万平方公里，有三个江苏省那么大，按江苏人口密度，至少可以容纳2亿人口，只可惜沙漠是一片死亡之海，连鸟儿也不飞，更不用说人了。 高山地区虽有生命，却只是较低等形态的生命，显然不适合灵长类的人类这种高等动物生存，因为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只为平原的40％。 好的人拖成病，身体差的会送命。可可西里地区，面积与江苏省也不相上下，也闲在那里当作无人区。在这高山地带，人坐着不动，心脏每分钟也得跳130余次才能满足氧的需求。空手走路，犹如低地负重50斤行走，稍从事些剧烈活动，便有致命的危险。 1989年7月，一个23岁的大学毕业生，分配至昆仑山区。身强力壮的他，不知高原的厉害，自恃本钱雄厚，不在乎别人要他适应高原的劝告，要在昆仑山上的篮球赛上露两手，20分钟的奔跑、抢球下来，他倒下去了，再没能醒过来。 帕米尔高原上喀拉昆仑山的一个年轻架线兵，从电杆上下来，看看还只有一米多了，嫌一步步下来太麻烦，一跳下来了事。已承受巨大负荷的心脏上，因强烈震动而又承受了巨大压力，就是这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背。他跳下去了。摔倒在地，没能再站起来。 1988年10月下旬我到塔什库尔干，就听说了前两年发生过的一件事，北京来的一位女同志，因体弱而诱发高山反应，在此以身殉职，据我所知，县城的海拔高度不过是3200米左右。难怪偌大的塔什库尔干县，以6.7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超过半个江苏省，却只有区区2万余居民，还不如苏南的一个中等的镇。
高山反应与人口压力 高山反应的滋味，我算是尝到了，在塔什库尔干县城，和到十月末便已成为冰雪银白世界的红其拉甫山口，海拔达4800米。 在3200米标高的县城，活动量大了点说起来也不过是像在北京一样地快步走路，便感到气有点接不上。到晚上睡觉时太阳穴突突地跳着，脑壳的感觉就像一柄大锤一下下地击着那样，头疼欲裂。尽管身体疲乏，极想入睡，脑子就是亢奋得像一架失控而高速运转的机器，停不下来，到凌晨勉强入睡后，仍伴有杂乱怪诞的梦。 到红其拉甫山口，我还是气壮如牛，对氧气袋不屑一顾，在界碑前后及中巴国际公路庆典的彩色牌楼左右猛跑一气，选择摄影角度，因为小车不会等我，不多抢拍几张，也对不起特意带来的这套高级相机。 我刚要讥笑下车拍张照，又缩回车内去吸氧气的同行者，汽车便又发动起来下山了。汽油味一激，高山反应触发了。一阵阵的恶心袭上喉头，嘴象鳄鱼一样张开，早上的食物尽数呕出还不够，直吐得清水出来，还是恶心不止。我只好让头无力地耷拉在窗外，也顾不得帕米尔的刺骨寒风了。 我还算好，只交掉“公粮”完事。从高地迅速转移到海拔低的地方，就算好了。 一辈子或大半辈子在这里呆着的人机关工作人员，倒不会有这种呕吐的事，但是强制性的适应，导致另外的高山病：脱发、心室肥大、高血压、肺水肿。有些在高原上呆久的人，下到低海拔地区，因空气中含氧量“过高”，还产生“醉氧”的“低地反应”，整天昏昏沉沉的。到退休时也无法返乡，只好呆在高原上。 1992年我到青海格尔木旅行，当地朋友何西宇、周树鑫陪我进昆仑山，到东大滩，上阿青岗欠日旧峰，最高到达雪线下200余米的4700米处。我汲取了上次教训，再不敢放肆，只敢像小偷般轻手轻脚地走“太空步”。确信没有高山反应，我才放下心来，下次西藏也去得了，拉萨海拔还不到4000米呢。 扣除沙漠和高山这些生命的禁区，西北留给人们的生存空间，就大大缩小了，说句不夸张的话，在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人与土地之比，在相当多地方，绝不比沿海的情况逊色。山坡的坡度大于30度，人要站稳都很困难。如果没有什么事，你会愿意往这山坡上走吗？可是这样的山坡上，却布满了梯田，远远望去，犹如一块块挂在山上的田似的，这就是陇南的“挂田”奇观。 如果不是人太多，地太少，谁会去种“挂田”。有些挂田，倾斜得连人都无法站，只好在腰上绑一条绳子，从上面吊下来进行耕作。 要不是为吃粮活命，谁愿意受这个罪。 在苗岭中，梯田从山脚整齐地排到山顶，蔚为壮观。 云南哀牢山区的哈尼族，更创造了“山有多高，梯田就有多高”的“梯田文化”，这反映了“地无三尺平”的云贵高原在人口的重压下向土地转嫁压力的挣扎。在黔中岩溶地区，石灰岩间一兜毛巾大小的地，也会被勤劳的乡民种上几棵蚕豆、几株油菜、甚至几株红薯包谷。这是我亲眼所见。
大骨节病的故事 西部的地方病也特别多。根据对全国109个最贫困县的调查，血吸虫、克山病、大骨节病、氟中毒等主要地方病存在的县有94个，其中多数是民族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黄土高原、秦岭大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十万大山区、桂西北山区、滇东南山区、横断山、青海海南与海西地区、内蒙沙漠区以及塔里木盆地西缘。 1986年10月我刚从英国返回，即受甘肃省政府之邀赴陇南地区调查，同行者之一是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韦惠兰副教授，她侧重调查当地的地方病，发现仅地区行署所在地武都县，地方病患者就达5000余人，受到直接威胁者有26万人，占全县人口的70％。她的调查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武都县某村大骨节患者特别多，行动不便，垦荒山点炮时，连点火的人本村都找不出来，只能到外村去找人来干。 西部深山中，人们的活动区域半径极小，通婚也受限制，再加上“亲上加亲”等地方陋俗，近亲结婚的比例很高。走过贵州的人。都会发现贵州的山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个子都不高。1.6米已算高的了，1.5米的是中等个子，比这还矮的也不在少数。这多半是近亲婚配导致的人种退化。 与东部相比，西部的人与生存空间的关系，假定其它条件均不变，会更糟糕。因为东部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已大大降低并得到严格控制。 而在西部，因为少数民族很多，且获得多生一个或一个以上孩子的政策性照顾，人口增长率本来就高于东部。加上深山里天高皇帝远，多生了也没办法。1986年在陇南康县某村，一个不过29岁的农民，小我二岁，竟然已经有了7个孩子。他在村里，孩子还不算是最多的。人口增长情况可想而知。 西海固人口增长率为2％－4.9％，高出全国平均数的1倍至3倍；定西一带也在2％－2.9％，个别县在3％以上。 难怪“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环保大会，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呼吁向环境退化的根源，而不是症状发起正面攻击。他说：“真正的敌人是贫困和贫富不均。当忍饥挨饿的人连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时，怎样指望他们保护自然资源并关心将来子孙后代的环境呢？” 甘肃省呆傻的人不少，他们没有劳动力，却能不断生出仍然呆傻的孩子来，给已不堪重负的人类增加新的沉重压力。 生活困难，多生个孩子不过多一副碗筷，穿前一个孩子的旧衣服就成，添了孩子，增加了吃饭的，便要多垦一块地。梯田被雨水一冲，肥沃的表土便随流而去，地力下降，土地的产出率降低，于是导入下一轮贫困，更需要增加劳动力去垦荒。 古人早就知道了地表土的肥力，故有这么说法，“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又浇水，又上肥，我的庄稼长得美）”。 垦荒种粮，要破坏植被，导致水土流失。为防止植被进一步受破坏，政府想法运入煤炭供人当燃料。但是在西北，还有些贫困乡民买不起煤，可是还要烧饭吃，只好铲草皮，砍树，造成更进一步的植被破坏。 一粮独进，其进也难，以宁夏固原县为例，50年代初该县有19万人，人均产粮800余斤，自给自足且能调出。到80年代初，粮田从55.8万亩增至123万亩，林地减少20％，自然灾害增多。如今，固原县不仅不能调出粮食，而且还要靠政府调入粮食才能维持人民生活。其原因正在于，一粮独进，生态破坏，其它行业受损，无法互补，到头来农业也大受影响。
粮与畜的思维误区 中国约有耕地15亿亩，以12亿人分摊，人均为1.36亩。以每亩800斤计，人均粮产不过1088斤，在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略多于孟加拉国和日本而居倒数第三。据日本朝日新闻社的“知惠库今日世界”手册1991年版数字，以可耕地与领土面积之比为指标，亚洲国家中第二大国印度为57％，小国日本也达13％，第一大国的中国，只有11％。 贵州地无三尺平。云南坝子（山间平地）少，故常把池塘、湖泊夸大其辞而称为“海”，如洱海、程海、阳宗海、草海什么的。据说这是元朝蒙古军队占领中原的结果。蒙古高原极少湖泊池塘，故人们见到这种水面便以“海”称之。北京的北海、中南海和什刹海在江南不过是大池塘而已，却已经被叫了数百年的“海”。来自云贵高原的王永庆、徐新建、邓超到了伊犁，看见伊犁河谷隐藏在天山深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而且人口稀疏，土地资源格外丰富而极为兴奋。 伊犁全区平原土地1800万亩，现有耕地600万亩，宜垦荒地还有600余万亩。只要能在这一处垦出1000万亩耕地，全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就可以增加近百分之一亩，即6平方米，可为每人增加粮食约8斤。 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的白族青年经济学者邓超富有诗人气质，也出过诗集，作这样理想的推理自然难免。偏偏贵州社会科学院的徐新建是小提琴手转行读文学的学者，且擅长于报告文学与剧本创作，也因初来新疆而倍感新鲜，满脑子浪漫蒂克的想法。至于贵州社会科学院的青年经济学者王永庆，兴奋起来也是个三头牛拉不回的倔汉子。以这三个人为主来研究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可就弄出了故事。 巩留县政府会议室。 我们的这几位朋友正以乐观的调子描绘土地开发将给伊犁和新疆的发展带来的积极意义。 农业方面的官员兴高彩烈，不时地插话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可是，畜牧业方面的官员和专业人员，却闷头抽那小而细又白的烟卷和呈喇叭状的自卷的莫合烟，一脸的阴沉。 汉族回族和维族大多赞同我们这些朋友的看法。 哈萨克人都一脸的反对，却保持着沉默，以沉默来表示他们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态度。会议室里烟雾腾腾，讲的人，一个接一个，都从不同角度谈开发土地资源的必要性。 另一些没发言的人抽着烟，不时交换着眼色，无可奈何地叹气，摇头。 这种微妙的对比，被烟雾和激情所掩盖了。 直到会间休息时，我们这几位朋友才明白事情全乱了套。 “那些地开了荒，我们哈萨克的羊到哪里去放牧？农民把这些地看作是荒地，牧民却把这些地看成是牧场，多了解了解情况再说话！” 新疆体改委的哈萨克青年学者泽尔民一改平时笑容可掬的脸色，怒冲冲地对这几位朋友道出了真相。 几位滇黔高手如梦初醒：从事农耕的汉族及其它民族的思维定势是多么顽固，是发自本能而令人不自知。只要不种上东西，就是荒地，宁可什么也不种，也不能长草，而游牧民族的思维定势却正相反，他们希望肥田沃土都成为土肥草美的牧场。 不是吗？北京胡同里外，空地上长出了几株野草，随风摇曳，给看惯灰蒙蒙的天，灰糊糊的胡同壁的行人增添了几分生气和绿意－大自然的气息。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太们容不得它们的存在，尽管它们可以固土防沙，也不妨碍任何人的事，它们的存在就是不顺眼。 这些老人，虽有城市户口，在城市里呆了一辈子或几辈子，骨子里还是那种见不得草的农民习惯。草抢夺庄稼的养份，故不能让它们留下。这种以草为敌的习惯已深深地渗透到这些城市化的农民血液中而成为本能。 新疆是农业和牧业都在全国占重要地位的地区，开发土地资源而不兼顾协调农牧业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现实的，不然，农民笑口开了，牧民却愁眉苦脸；要么牧民悠然自得，而粮食及农业部门的领导却眉头紧锁。 看来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了。在新疆青年学者、土地专家陈方协助下，这三位西南人负责拟订的《伊犁地区巩留县土地资源开发制度创新实验区方案（初稿）》，特别强调了农牧结合的互补性。 通过这种机制，新开发的土地为农户与牧户共同享有。暖季由农户负责种植业，其牧畜则由牧户带进山区的夏牧场育肥。到冬季，百草凋零，大雪封山之时，牧户返回这片土地，用农户在暖季积存下来的饲料，给双方共有的牲畜进行短期育肥。牲畜的粪便，又作为来年给土地施用的极好有机肥。 这样一来，牧民和农民的利益便得到了协调。 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因祁连山中流出的石羊河水而成为丰饶的绿洲，它的汨汨流水，滋润着腾格里沙漠南缘干涸的大地，使之草木葱茏，阻挡了风沙进袭的脚步。民勤绿洲，还是因石羊河水的浇灌，才能在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两面夹击之下，不退反进，在两大沙漠间撕开一个大裂口，成为当地同一纬度上唯一的一片绿色的土地。 红崖山水库一建成，对当地农业发展带来的好处确实不少。但它建在石羊河的中游，下游的水量大大减少，因而使下游沙化进展迅速，绿洲受到威胁。 至于那塔里木河流域下游曾是水肥草美的一片绿洲罗布泊地区，由于塔里木河中游的过量截流，到下游水量已无几。古时的巨泽。到1972年断流而永远消失。尉犁到若羌的绿色走廊也有中断的危险，因为靠渗漏的地下水维持生命的乔木和灌木，也因失水而在干枯、死去。 内蒙古最西端额济纳旗的居延海，本世纪30年代范长江和斯文·赫定考察时，还有大片水面，要用船过渡。他们的著作中关于居延海那部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而到如今居延大泽居然已经是完全干涸，永远消失在沙漠中了。 库尔勒的博斯腾湖，水位线持续下降，蓄水量则大为减少。在青海湖边，我看到一圈圈的水位线，就象地图上的等高线一般，环绕着湖岸的沙滩…… 沙漠化，是吞噬中国土地的最大祸害。据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航空测量，中国的沙漠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5％左右，而每年沙漠以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目前约有5900万亩农田、7400万亩草场和2000公里长的铁路受沙漠化威胁。如不采取特殊措施，到2000年不啻有相当于两个台湾大的面积沙化。 风推沙进是沙漠化的主因；植被破坏则是给沙漠化扫除障碍。戈壁沙漠上的风暴之暴烈，一般人难以想象。 有一次，哈密至吐鲁番铁路线上，一列行进中的火车，有22节车被风吹倒于路基上。另有一列旅客列车在哈密附近遇上沙暴，迎风一侧玻璃全部被击碎。人们拿出棉被，毛毯来挡住窗口袭入的飞沙走石。几天沙暴过后人们下车发现，迎风一侧的车厢外壳，油漆已全部磨光，露出亮闪闪的金属体，好象被砂轮抛过光一样。 1992年4月28日下午2点30分到5点前后，西宁市两次出现持续近20分钟的“黑夜”状况。不开灯，在室内无法阅读书报，大小汽车打开大灯小灯缓缓而行。狂风中黄土尘盖天蔽日，使天空变暗，尘土呛人，据说露天经营的商贩们损失惨重。尘暴突如其来，许多摊贩面对黑色尘暴慌不迭地收摊，为时已晚…… 1993年5月4日至6日席卷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的一场特大沙暴，更是骇人听闻，震惊了全国。甘肃金昌、内蒙阿拉善盟和宁夏中卫，沙暴初起时，即出现高达300米至700米的沙尘如壁，顺着风势猛扑过来，轰鸣声传出数里之遥。庞大而不断膨胀的黑云如同一块抹布，把云底万物一抹而去。金昌车站一个正等车的外地来客见此景此状，惊呼“金昌不见了”。街头田间的人见此，都以为是原子弹爆炸了。 黑云团裹挟着沙尘，由西北向东南扑袭而来，风力最高达12级以上，最低也不下8级，瞬间最大风速达37.9米/秒。连人都被吹飞了好几个，被吹倒在地的更是不计其数。沙暴正盛时，天色如夜半，大小车辆前灯通亮，缓缓而行，因为能见度仅十数米。 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酒泉、张掖、金昌、武威、阿拉善、银南、银北18个地市共有72个县总计110万平方公里（中国1/9的国土）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死亡85人，失踪31人，受伤264人。560万亩农作物，24.5万亩果园受重灾乃至绝产。牲畜伤亡85万头（只），房屋毁坏4412间，兰新铁路行车中断31小时，37列火车停运或晚点。这场沙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25亿元。 学者和专家的结论是：强沙暴的成因，是大风因干旱和植被稀少而威力倍增。在西北这片干旱的大地上，4.5亿亩的天然草场有80％已经退化和沙化。三北防护林固然在扩大，可是边建边破坏，绿化还赶不上沙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沙暴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是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愈来愈甚地把自已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拱手交给了肆虐的沙魔支配。
贫困户与万元户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说是一个穷国，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01美元。中国周边诸国家中，缅甸为250，老挝为129，越南是154，阿富汗为143，不丹为197；巴基斯坦和印度都高于中国，分别为384和335。就连贝宁和赞比亚这两个非洲国家，也比我们强一点，分别是389和347；肯尼亚与中国持平，为301。中国排在全球第123位。但以购买力平价（实际购买力）换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又把中国的这一地位排升到全球第63位。 这里还有两个似乎是互为矛盾的数字：197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20美元，居第93位。而1980年至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11.4％，高居全球榜首；而1965年至1980年的增长率也居全球第28倍，为6.4％。 这些枯燥的数字揭示几项严酷的事实：尽管中国有高速增长，人均指标排行还是落后了，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以上面的指标来比较，中国前后的国家皆是中国人印象中很穷而不屑与之相比的国家；唯一使我们能高兴一下的是，购买力平价使中国人面子好看了许多。 且慢高兴。“人均”这个词一用，中国就没有了贫富之差了，腰缠万贯的人与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人之间就产生了平均值。 事实上，是珠江三角洲、 南三角洲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经济高峰，填了全国许多地方的经济低谷。 不是吗？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在5000美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南欧的葡萄牙，希腊等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了，在那边，10万元户根本不稀奇。深圳人均年收入已在万元以上，广州达到6000元。听说深圳那里流传这样一句话：万元户是贫困户，十万元户才起步，百万元才算富。 可是在中国的另一侧，西部的万元户还是极让人羡慕的人物。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派调查组在甘肃调查农村改革情况，回来的人说，大姑娘穿不上裤子的还大有人在。更多的情况是，一个人出门，穿走了全家拼凑起的最“体面”的衣服，全家人只能呆在家里不出门。此景至今在陇南临洮等地仍未绝迹；在云贵高原上，在大小凉山里也还能见到。 云南红河州红河县洛恩乡山区的哈尼人，至今还不知道怎么卖东西，连以物易物还不熟悉如何掌握价值尺度。云贵高原上的许多少数民族，确实也没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得出去交换，所以“养鸡为换盐，养猪为过年”便成了千百年的习惯与传统。 塔吉克人虽是穆斯林，却没有维族和回族那样的经商传统，并以商为耻。我在塔什库尔干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牧民叫塔比尔，养有130余头羊，市价值万元以上，按道理说，他的日子应该很好过，可是事实却正相反，欠着千元债务，连返销粮还要去借款才能买回来，日子就这样紧巴巴的。原因在于塔吉克的传统是以羊群头数来计算财富，他为保住“财富”而不愿卖羊，不过就是他想卖，在当地能卖给谁呢？ 这几年经红其拉甫山口出入境的各国游客日见其多，内地来塔什库尔干的人也大为增加。住在大路旁的塔吉克姑娘帕提古丽见家里热情招待，没几天便把全家一个月的口粮给吃完了。趁父母去夏牧场放牧时她更改古训，对过往客人依然热情招待，但不再免费。这个还未成形的家庭饭馆没过三天，就夭折了。乡亲们把话捎进了深山，父母一听勃然大怒，星夜赶回，把女儿骂了一通。 传统观念和习俗还排斥着许多的新鲜事。贵州青年学者王永庆曾对我讲过这么样的事：黔东南榕江县一寨子里，归来了一位参军几年后退伍的青年人。寨中长老们对这个小伙子满眼看不惯，他的服饰、发型，甚至用笔记事的方式都与祖制格格不入。于是，他成了“塔布”（不可接触之人），很少有人搭理他。要在故里呆下去，就只能经历一次“再同化”的过程。于是他只好挽鬓结发，穿起长衫，装模作样的结绳记事。 贵州一个县某寨选会计，会算术的人不要，选出的是只会往碗里放豆粒的人。从贵州榕江至从江的一条公路仅几十公里，让本地少数民族民工修，几年未完成。从未有过严格劳动组织管理的少数民族汉子们，一见到路旁惊起野兔、山鸡，全扔下手中的工具，一窝蜂去追捕猎物。几十余公里的路，几年都没完工。四川民工来，几个月就干净利落地把余下的工程干完了。 政策偏差，也助长了一些人的“等、靠、要”的倾向。 第一次救济，人们感恩戴德。 第二次救济，还是千谢万谢。 第三次，就习以为常了。 扣除了救济，就会埋怨了。 贵州山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懒就扎实懒，不勤不懒，政府不管”。 作家麦天枢笔下甘肃河西走廊新移民的一个场景才叫绝呢： 日上三竿了，地里没人干活，河边空地上倒聚了一群人在闲聊、晒太阳。 问起为什么不干活，有人说是没工具。 实际上是工具没装上把。 为什么自已不到河边砍根杆子装上呢？ 这不是我的事。 “反正政府不叫饿死人”就是潜台词。 贫困人口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之低，可能会使城市人吃惊：城里人中不富的人有时一天就得花出三百多元去，而这笔钱，则相当于七户哀牢深山中的穷人一年的现金总收入。 云南红河县垤玛乡中心小学的学生，逢交学费时，有的只能拿出一中一小两枚硬币，有的只能拿出一枚大的。还有的背来一捆柴禾，就算抵交了。 有一户哈尼人，全家六口，种四亩旱田和一亩水田，一年现金收入不过百元左右，而两个孩子一年学杂费就得花掉近八十元。幸亏吃饭的粮是自已种的，不要花钱。贫困线是人均收入200元以下。但这200元可不是现金，而是把现金以及家里养的鸡鸭狗以及烧的柴禾都折成市价计算在一起得出的。深山中柴禾有的是，问题是卖不出钱。所以我们觉得不大的一笔钱，或许就是贫民的全部家产。云南经济研究所的和宁讲过这个故事： 滇西双江耿马地震后，余震不绝，一家人拼命在废墟中挖。解放军以为里面还压着人，赶紧冒险来帮忙。结果主人挖出一只坛子，拿出内存的67元钱。这家人欣喜万分，却令军人和其它救险的人哭笑不得。 低水平的贫困生活，久而久之，便压抑了人的追求和欲望。 一位沿长城跑步的旅行者，在陕北榆林一带问道上的乡民，生活中最大的希望是什么，那乡民回答得很令他吃惊，“只要吃饱了就算球了。” 贵州山里的同类情况是，“家有三碗米，请划（酒令）高声起；家有百斤粮，就把鸟枪扛”。 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少数民族汉子有许多是宁不吃饭，也要喝酒。为了一杯劣质烧酒，老农们会背着一大捆柴禾，走上几小时的山路到集镇卖掉，买醉后步履踉跄地回去。有的就醉卧路旁待醒后才动身返回。在海拔1900余米高的元阳县城所在的西观音山，我就亲眼见过两个汉子醉卧在路旁，周围的人想必对此早习以为常，根本无人多看一眼。 云贵的少数民族男子酷爱喝酒，剩余粮食多用于酿酒，甚至耗去了口粮，使低水平的温饱也难以为继。我们在云南红河州是五月，已经看到一些山民吃光了去年的粮，今年的粮还未上来，开始挨饿了。乾隆年间有人见云南傈僳族的饮酒习惯。“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醉，数日尽之，粒食罄……”怒江至今仍有这种现象。据报载有一特困户，八岁的儿子生病要打针，送医疗站，索费一元。户主一摸衣袋只有2元，再想到家中已无酒，孩子便不打针了，背回家，提着酒瓶进了寨中小店。 苗族妇女爱银饰，一个妇女少则2斤，多则40斤，这种特殊消费和审美习惯，要耗去一个全劳力5至10年的总产值，再加上许多外面人觉得热闹、好看的节庆日仪式、婚丧事等亦耗去许多财物，所以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进入贫困自我循环的怪圈之中。 实际上，在这些闭塞的深山中，钱多了确实也没多大用处。 当你为买点盐而不得不来回走上七八个小时山路时，你想的绝不会是弄套好衣服穿穿。在电线和公路都不通、连汽车也只是在图片上看到的那些地方，你也不会想到要弄辆自行车骑骑，再买一个收音机。在那种情况下，即使你身边都是宝，你还是得受穷，除非有人发现地区间的差价能使他们承受得起运输费用也在内的交易成本。 红河峡谷中的香蕉、芒果及菠萝质量之好，价格之廉令我们吃惊，从河口到元阳、红河这一路都大吃这些热带水果。贵州黔西南的个体户们，便开一天一夜的汽车，到深山里来采购，然后星夜赶回。有了这样的巨量市场需求，原先不值多少钱的香蕉，让蕉农发了不大不小的财。于是干热河谷中的蕉林面积正在逐渐扩大。菠萝、芒果的情况也是一样。
西部：富饶的贫困 中国的加工工业能力基本上集中在东部沿海，而用于这些工业的原材料及能源，则主产于西部。以无锡为例，85％的原材料和能源靠外地输入。因价格扭曲而导致供给弹性不足的能源、原材料及运输，因其投资周期长而耗资巨大。短缺的局面仍将存在下去，而中国国力又达不到以进口原料和能源来维持生产的能力，所以，东部对西部的依赖，还会持续下去。 西部的宝贝也真够多的。 黄土高原有煤储量40000亿吨以上，占全国的70％，铁占14％，稀土高达97％，铝土矿为50％，天然碱亦达50％。 云贵川三省的铁占全国的20％，锰为33％、铅、锌、锑各 25％，锡占40％，铜有17％，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占50％。 仅青海一省，探明的59种矿产中，37种储量名列全国前十位之内。锂、钾、盐、池盐、镁盐、石棉的储量都居全国的第一位。 铅锌矿的中国之最，首推云南怒江州兰坪县和甘肃西秦岭中的徽县与成县的厂坝。仅此两大矿储量，就占全国的70％以上。我的故乡无锡简称是“锡”，可是地名却明明白白：没有锡，锡矿在西汉时已采尽。中国真正的“锡城”，或更准确地说是“锡都”，是滇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个旧市。镍都甘肃金昌储量占全国镍的80％以上。稀土元素主产于内蒙西部包头附近的白云鄂博。1993年年初，全国大闹油荒，据说内地燃料公司的人云集乌鲁木齐，一是因为新疆油价尚未放开，二是新疆因为几大油田而也有油可搞。 云贵高原上的烟草；滇桂的蔗糖；新疆的长绒棉、甜菜、蛇麻花；蒙、青、新的羊毛、川黔赤水河流域的酿酒业；哪些不是中国的轻工业界人士眼红巴巴盯着的？ 取消全国计划调拨，即意味着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根据互惠互利的原则，谁真正帮助西部地区发展，谁就能得到这些地区优先稳定的原材料供给，这是未雨绸缪的事。而且，东部沿海资金内移，已成必然。沿海企业的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迅速上升，在九十年代初期到达超出企业承受能力的水平。个别地区的企业已经无力支撑而只好向企业成本低的地区转移。1992年深圳资金向内地转移即达37.88亿元，1993年更多。深圳近年产业成本上升之高，更是尤为突出。深圳产业是有相当一部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工业。在高成本的压力下，许多三来一补企业纷纷迁移至特区以外的东莞、惠阳等地以及外省区。到1995年初，深圳市的龙岗、宝安两区因企业外迁而闲置的厂房，达到200万平方米左右；加上市中心区的闲置的厂房，共达255.6万平方米，几乎占深圳市厂房总面积的30％。深圳市厉有为 l995年3月指出，l 994年深圳企业到内地兴办合作项目达1390余个，资金共达百亿之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深圳产业外迁规模之大。 据调查，近半数向内地转移资金的企业抱怨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太快。这也在情理之中，奔向沿海和特区的人，多半是为高薪；而且双休日制度的退休实际上使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20％。沿海既缺乏原材料和能源，又远离其产地，其价格高涨也是很自然的。之所以在沿海的外来投资特别多，是因为日本和四小龙极其它发达的欧美国家的企业成本持续上升，利润下降而迫使部分企业外迁。而追根究底下去，四小龙的发达，又是当年劳动力等成本低廉而吸引来了日本因成本过高而难以赢利的企业的投资。现在，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轮到中国沿海向内地转移资金和技术了。 可以预料的是，内地将因此而加快发展。对沿海来说，此举并非利他主义，而是发展的必然。你当然可以不转移，但是企业成本还是照样上升，除非你不想赢利，也不想把企业再办下去。雪上加霜的是，中国为加入关贸总协定而承诺进一步降低关税，进口商品的售价趋于下降，与国产品的竞争加剧。国产品的价格在成本上升的状况下可能还不得不下降以加强竞争力。这样的双重挤压会迫使沿海企业向企业成本低廉的内地转移，舍此无它良策。 东部投资帮助原材料的生产和粗加工或精加工，既扩大了当地的供给能力，更能有效地减少对运输能力的需求，还节约东部对原生矿产材料进行加工所派生的能源需求。同时，东部摆脱了费力还不太赚钱的环节，便可以集中力量于加大增值高的生产环节，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既利于东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又利于因东部产业迁移而带动的西部发展。东部沿海优势企业到中西部购并产权、沿海要素向中西部转移，将有助于激活中西部企业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中西部的改革滞后局面将会改观，产权流动也就能盘活资产存量，激发起国有企业的活力，促进非国有部门的发育和扩张。以东部沿海的发展经历来看，中西部的加速发展走这样一条路比较可行，中西部改革与发展滞后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也就有了可能。 西部发展快一点，贫困人口衣袋钱包里的钱也就多一点。国内市场容量就大些。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走向总量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他们知道农村和西部的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很多，而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这些消费欲望，他们就不会这么说了。他们有了钱，要买的东西多一点，城里商店货架上卖不出的东西不就要少一点吗？这样下来，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生产厂商、经营商家和原来买不起东西的消费者都各得其所。 否则，真会出现“马太效应”，合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那句话，对于拥有的人，还加给他，让他更多；而没有的人，连他的所有都要剥夺，让他更没有。这种贫者愈贫，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且不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可接受的，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社会弊端。美国的克林顿能击败政坛元老布什，恐怕其原因之一就是信誓旦旦地许诺要实现“社会平等”吸引了不少选票。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远非得到改善。西部发展缺资金，但是资金留在当地却因投资环境不太好而又大量流向沿海，因为泡沫经济中股市活动以及房地产开发的资金回报率高得让人吃惊。 由于缺乏资金，西部应发展、应开发的项目都举步维艰而干不起来。这些年我遍走甘、青、新、云、贵、川诸省，因交通不便及其它经济技术教育等因素而沉睡的宝藏，我还见过不少，喀什的杏、西瓜、哈密的哈密瓜、吐鲁番的葡萄，陇南的木耳及猕猴桃；更有许多富有区域民族特色的工艺品、游人稀少的旅游景点，矿产资源…… 所谓“宝在山中睡，人在家里穷”，“守着宝山而讨饭”之类的顺口溜，正是西部这种状况的形象写照。
西部：严酷、蛮荒、壮美 记得什么电视片里唱过：“没有男儿胆，别上昆仑山。”昆仑山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仅为沿海低地的40％。坐着不动，心脏也要跳动130余次。空手走路，犹如低地负重50斤行走。 在昆仑山，缺氧的病变导致骤死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里还可以讲几个令人生畏的故事。一个汽车兵，在喀拉昆仑山里赶路，累了，在兵站躺一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唐古拉山上，一个过路妇女，中途下车方便，蹲下后就没能再站起来。 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北京来的一位女官员，因高山反应而以身殉职于高原上。 高原上鸟非常少，因为含氧量低得有时天上飞的乌鸦也会突然掉下来。 这就是西部的高原、西部的严酷，而我，却是较幸运的一个，因为我上了帕米尔高原，只以轻度高山反应的代价，就换来了西部高山另眼相看的待遇：壮美之姿尽收眼底。 新藏公路极少有人敢一台车上路。因为入藏后便是无人区，路况常不明，洪水把路冲毁，干河沟突然涨满了水。一旦迷路，陷入河中而几天碰不到有人经过，小命就算报销了。可是我的朋友军旅诗人李晓桦，居然就这样单车独行，从喀什到阿里地区的狮泉河，进而一路东南行，循喜马拉雅山和岗底斯山夹峙的孔道，经日喀则到了拉萨。 他说起这段经历时，眉飞色舞，我相信他的感受。他家里墙上那几帧藏北风光，足以使我赞叹不已的了。他还夸口，没印出的还更多呢。吾友罗强烈当时也在西藏，说那是晓桦用命冒险换来的。 我孤身一人，1994年循青藏公路经格尔木入西藏，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还是不免发生高山反应，呕吐不止且头痛欲裂。为免不测，我的行李中装有两小罐氧气。很侥幸，我没吸氧气也挺了过来。不过比起同车其它人来说，我也没什么好夸耀的，因为别人若无其事地过来了。虽有过这样的经历，下次有机会我还愿意去西藏，而且还是走公路，因为那里的风光人情实在超出言语能形容的范围。 王安石曾感叹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是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不到西部，能有这样值得以健康甚至生命为赌注的景致可见吗？ 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们横马跃枪、驰骋纵横、劫富济贫、除暴安良而无视社会道德法律的规范，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快意，大概迷住中国的年轻一代观众。于是表现大自然严酷、人类坚韧的生命力和率直的人性的中国“西部片”也开始走红 。 于是我们看到了宁夏那庄子里酿着的《红高梁》，还看到了甘肃河西走廊高台县那风沙弥漫的“双旗镇”里刀客们的野性。 陈子昂那“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是感受到大自然之伟，人类之渺小和无足轻重时的情绪宣泄。 1983年的九月初，我独自一人，循青藏铁路西行至海晏县青海湖北岸。 高原上的夏特别短，秋又来得格外早，麦子和油菜在海东地区正在收获，草原上的肃杀已开始了。百花象预知节令转换似的。趁着寒流还未及赶到，用生命中最后的力量，把岗峦起伏的满地绿草场点缀得五彩缤纷。 放眼望去，青海湖一泓碧波，在蓝天辉映下，青得如一枚精致的蓝宝石。左侧日月山，向南方的地平线延伸过去。山顶被长条状的白云笼罩着。真有“青海长云暗雪山”之感。 绿草、蓝天、青海、白云、含黛的远山和水旁的金黄色沙丘，有一种震慑人心的美和无声的压力。天底下一片宁静，静得让人也感到压力。嗓音再大，一出喉咙便消逝得无影无踪。在这样壮丽的风光、辽阔的天地间，我感到了西部独有的魅力：大自然对人的吸引力，大自然的野性和桀傲不驯，以及它激起的人知难而进的雄心。
冰川间的生与死 许多汉人在青海湟中鲁沙尔镇的塔尔寺游览，最不习惯的是酥油的味道。现任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的时正新研究员，在河西祁连山牧区吃第一顿饭，就是以喝奶茶开始的。第一口即感难以下咽，几乎当场喷出。最后还是强迫自己喝了下去，为了能跟当地少数民族建立起彼此信赖的关系。 至于海拔忽高忽低而严重影响食欲，那就更不算什么了。西藏经济研究中心的俞允贵，到边境县去调查。越野车要翻越喜马拉雅山的五千余米的山口，再下坡至南麓海拔仅二千余米的地方。这样的大起大降，使得浑身不舒服，脑袋发胀、食欲全消。 只要在西部山间乡里走，这种事是常碰得到的。路上出点意外，被撂在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食欲旺盛而无物可吃，那就惨了。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舞蹈队队长、我的朋友陶绍全，就遇上过这种事。 他们一行采风后从滇西临沧县转道双江拉祜族佤族布郎族傣族自治县，中途公路被雨冲断，停在森林边上。半天没东西吃，不得不拿路边的嫩玉米充饥，掬路边的山溪水解渴。 云南经济研究所的和宁、潘丹柯一次下乡，在深山里正好碰上断盐。几天下来出山，在山外小馆子里马上吩咐老板多放了点盐。结果是刚吃了饭，就得像牛一样地喝水。 兰州大学的地理、冰川学家伍光和教授，则在冰山的冰塔林和冰川的冰裂缝中有过多次出生入死的经历了。在青海阿尼玛卿雪山考察时，天气突然转暖，溶雪加速。结果等他在一处小溪间忙了一阵抬起头来，涓涓细流已成涛涛巨流，把滩心围成孤岛。若水位继续上升，他就无处可遁了。别人在远处为他干着急，他见无法可想，干脆安之若素。继续干了起来。入夜，没吃没喝的就打开收音机卧在岛上听从遥远处传来的节目。第二天，他才脱困。 伍教授是四川自贡人，不太高而硬朗的身材、略黑的脸色，使他看起来就像工厂的技术员似的，而不像一位学术成果累累的教授。四川人素以能吃苦而著称，伍教授还不止于此，他总以乐观精神对待冰川学家们常会遇到的危险。 雪山上的冰塔林，远看是诱人的人间奇观，光怪陆离的冰塔、冰柱，在阳光下反射着缤纷的色彩。如彩色冰雕似的，可是置身于其中，则又是一个世界，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跌入冰缝中丧生，他在祁连山里就曾被冰裂缝所阻而陷入绝境。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冒险翻越或许是深不见底的冰缝。于是他带着几个学生，翻下冰裂缝，又从二十余米深的缝底攀上来，再小心翼翼地探路，以防被隐藏在雪层之下的冰缝吞噬。将近半夜他们才算脱离这片险境。寒夜中，寒星闪烁，雪线之上是一片冰雪世界，可是他们个个却身冒热汗。与死神搏斗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研究西部问题的学者队伍中，已经有一个人操劳过度，病了也拖着干，把肝病拖成肝硬化绝症倒下了。他就是重庆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天豹，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78级的同学。八十年代中期，改革正风起云涌，而以研究企业改革为主的周天豹，觉得自己有干不完的事，因而把老毛病肝炎忘在了一边。等他感觉到支撑不住，入上海的医院检查时，已经无可救药了。在1987年，天豹倒下了。他的导师蒋一苇教授为此悲痛之至。至今，我们这些研究西部的学者，还能忆起与天豹相处的情景来。他在三线企业研究方面有卓有成效、卓有见地的研究。为纪念他的逝去，1989年我们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希望之光：在中国西部的乡土上》一书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三行字： “谨以此书纪念我们西部组敬爱的兄长，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周天豹同志。” 西南重庆的周天豹，与西北兰州的李黑虎研究员是西部企业发展研究方面的两大带头人，实力雄厚的确如虎豹。今天豹逝去，他那份工作，又由蒋一苇的另一个弟子廖元和承担了起来。
西部的输血经济 一部《冰山上的来客》，使中国人知道了帕米尔高原的厉害：夏天也冻得死人。 帕米尔在古波斯语是是“平屋顶”的意思，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比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还要高，它是屋脊的屋脊，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几个山脉，皆是全球闻名的：喜马拉雅、喀拉昆仑、昆仑、天山、岗底斯、兴都库什，每一条山系都令登山家兴趣盎然。 到了塔什库尔干县城，即是踏足于海拔3200米的高度上，即两个泰山那么高，足以引发高山反应了。只有山间河谷里，还有些绿意，无雨滋润的山坡上，一片赤裸的岩石和黄土，寸草不生。高寒、缺氧，连小麦都种不活，唯独青稞能抗得住高原上的严寒。 塔什库尔干县城，位于南北向的山谷的西坡上，仅有“丁”字形的两条街，因人少、街道显得格外宽阔，连空气也可以大口地吸了。确实，你想不多吸还不行呢。就因这里缺氧。在这里感冒不是小病，它会导致肺水肿。倘再抢救不及时，那人就会给控制人口增长的事业作个人贡献。 走在“雪山巴扎”上，东西两侧都是真正的雪山，十月末，北京暑意尚未过去，这里的山头早已盖上了高原初雪，山倒是不太高，只因人已早已站在极高处之故。景观很单调：矮土房子，一排排白杨和高原柳，土黄色的山和白皑皑的山顶，蓝蓝的天空。正是这单调，构成了高原上的壮美，塔什库尔干县6.7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2万多居民，我戏言说，这里人均一座高山大概不成问题。记得以前听说这句话“潼关鸡鸣闻三省。”而在塔什库尔干，恐怕一声鸡叫，除本地之外，阿富汗、巴基斯坦与塔吉克斯坦都能听清。这个县，是中国唯一与三个国家交界者。 高寒无人，是因为不适合人类生存。人口与自然环境，就在极低水平上平衡着。塔吉克人民也信奉伊斯兰教，却与善经商的维族、回族不同，他们耻于经商。 以《冰山上的来客》而出名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987年的农牧民人均收入仅为150多元，只是沿海城市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而当年全县人均财政补贴却达350元。曾任河南禹州市副市长的河南青年学者杨松林和贵州彝族青年学者龙隆与副县长袁建民开玩笑说，把财政补贴按全县人头分发下去，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一夜之间便能脱贫。这样的财政补贴县，西部共有400余个，占全国总县数的四分之一，约为西部县、自治县、旗、自治旗总数的一半。 财政收入不够支出，需仰赖上级财政补贴，我们称之为“输血”。对西部的输血总量，以十亿计，截至1985年为止，对西部的输血量已累计达2334亿元，等于近4亿西部人均获得583．5元，或全国12亿人，每人分得194.5元。 这种财政补贴，只是让人饿不死，要指望靠它吃饱是不行的。自然条件又如此之恶劣，无怪乎塔什库尔干县袁建民副县长对我们这几位也开玩笑说：南疆贫困县是第九世界，因为中国是第三世界，新疆是中国的第三世界，而南疆这些贫困县又是新疆的第三世界。 一个县城仅数千人，不及内地一个大村，全县人口不足三万，不如内地一个大镇。但是在这么薄弱的经济基础之上，却也有着与内地毫无区别的政府机构，至少在数量上是同样多：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还有下属的各部、委、办。 甘肃武威的乡一级机构设置，除党、政、工、团、妇之外，还有22个，分别负责农业、农技、农机、畜牧兽医、林果、水电、乡镇企业、粮食、合作社、工商、财政、派出所、法院、银行、文化、广播、教育、医卫、计生、食品加工、供销社、税务等。 杨松林、龙隆等在南疆几个贫困县走下来，感觉就不对头了：在内地人口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县份，有如此之多的机构设置尚且感到行政费用支出的负担太重。贫困县、财政不能自给自足，就更无必要这么干了。的确也没必要。1970年至1985年，塔什库尔干县的机关行政人员增长为109％，而人均管理居民则由53．1人降至39．2人。其结果是许多机关和人员无所事事。1986年该县二轻局只管一个销售收入10万元，税利上交二千元的集体企业，市交通局只管一个当时只有六辆卡车的运输公司，乡镇企业局无乡镇企业可管，政法系统的99人管下有一个无犯人可关的监狱。 杨松林称这种现象称为“机构密集型”经济，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改变，有限而且不足的资金，只会被各种机构用作自我服务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行政效率大大下降并造成办一件容易的事要盖几十个章那种复杂化的局面，阻碍经济发展。
人才的“孔雀东南飞” 1992年初，负责扶贫工作的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指出，贫困县机构设置要改革。最高决策层次开始认识到，对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改革及开放缓一缓，而只靠增加财政补贴，是意义不大的事。西部贫困不仅依旧，与东部更快的发展比，相对更为落后。这是因为西部“造血”机能相对恶化，不得不靠财政上的大量“输血”。 杨松林等迅速地找出问题症结所在：1979年至1987年新疆32个贫困县财政支出增长141．5％，自给率从25％降到9．6％。典型的塔什库尔干全县一年创造的国民收入仅相当于当年财政补贴的一半。不要说抽掉输血管，那怕是减少输血量，所有贫困县级经济立即会陷入严重混乱。因此，真正使贫困县被定义为贫困的，应该是这种产业能力不断降低，输血不断增加的县级经济系统本身的质量。 地球的大气层，空气的密度随离地面的距离而变化：越远越稀薄。 中国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分布，与空气密度相仿，离政治经济中心越近，则越密集。1983年，青海省共有农、林、牧、水利、气象专业人员3655人，可是在县及乡一级最需这些专业的基层，却只有677人，占总数的18．5％。该省作为中国最大畜牧业省区之一，每万农牧人口中仅有2万农牧专业人员，每个草原改良专业人员要负责150万亩牧场，人均合9990平方公里，上海市不过5800平方公里。每个兽医要管13175头牲畜。 西双版纳在1985年有13万亩民营胶林，在这些集体所有胶林中连一个有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也没有。 这又与西部文盲半文盲率太高有关，贵州1982年文盲半文盲率为32．1％，而该省少数民族中更高达47．8％。教育是发展的重要发动机。据对全国3677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户主小学毕业者人均收入为385元；初中毕业者达466元；高中毕业可至555元，上过大专者更达765元。西部要脱贫，要发展，都少不了人才。 西部经济结构落后，在一定意义上与工业化进程无法吸收低素质的劳动力有关。这种劳动力不具备向工业或非农产业转移所需的的技能。在云南的41个贫困县1988年的调查表明，488．8万农村劳动力中，有从事非农产业技能的只占2．6％。 1983年中央领导号召开发西部，不少热血青年去了西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是八十年代后期西部人才，特别是中高级专业人员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专业人员又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仅“孔雀东南飞”，连“麻雀”也东南飞了，这使西部人才缺乏的问题又重新恶化。西部发展缓慢，经济待遇难以留得住雄心勃勃的人才；一些单位领导武大郎式的思想观念不容这些敢想敢干的人也是原因。 在当地人才已不足的情况下，还有着“黑洞效应”，各级政府用空缺的编制吸引在基层干得还不错的行政和专业人员。而这些人，在基层都是受教育相对好一点的人。这样一来，基层能干的人给拔高了去干或许力不能胜的工作，本来的工作无法干了，现在的工作又干不好。 “输血”只能保证人死不了，指望它能强身不可能，在国家财政不富裕的前提下，指望输血量增大也不可能，而西部这个缺血症还有一种病：造血功能差。 关于西部地方国营及乡镇企业。流传着这样几句俗话： “干好了总结不了经验，干糟了归纳不出教训。” “一流的原料，二流的产品，三流的包装，四流的价格。” 1986年11月我在川、甘、陕三省交界处西秦岭峻岭之中的甘肃康县呆了三天，所见的县办及乡镇企业之简陋，简直比半世纪前的手工作坊好不到哪儿去。就是这样的企业，若不是供电极紧 ，只能开工三分之一，还是能挣出钱来的。因为缺电，我到晚上就无事可干了。山中的夜色来得分外早。看电视吧，在屏幕中亮起中午的猫眼似的一条亮线，电灯只比得上蜡烛之微光。听收音机，无线电波在崇山峻岭中衰减得厉害，一片噪音而已。街上还没有报刊亭。只好遵从古训，实行“日出而作，日没而息”。 然而就是在这个康县，计划生育和养殖业方面的情况都不错。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电影放映队经常下乡放映有关方面的科教片。内容浅显易懂，直观生动，易于让农民接受。由此看来，乡土人材的培养，在普通教育一时还不能见效的时候，可以靠职业教育和培训来应急，以收到解救燃眉之急的效果。
西部：开放与边境稳定 塔什库尔干高踞于帕米尔高原上，离像样的城市（即市场）喀什还有近四百公里的路程，到哪去寻找刺激发展的辅助动力呢？ 塔什库尔干县的袁建民副县长想到了高招，红其拉甫口岸已开放，何不利用境外的需求呢？在县长阿布扎尔及其它部门的配合下，该县首次将活畜运过红其拉甫山口的雪峰，换得现汇11万美元。农民仅此一项，就比境内当地市价多收入近20万元。 边境贸易，对西开放，这不正是西部边境省区的优势所在吗？深圳由宝安县的一个破落南海渔港而变为闻名世界的新兴城市，靠的是开放，边境省区何必舍近求远呢？邻国就近在咫尺。 对老少边穷（老区、少数民族区、边境贫困区）地区进行“输血”是中央和省级财政的历来难题。仅因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开放有了物质依托，边境贫困县就能发生这样的变化。改革、开放确实是中国发展的金钥匙，更是西部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金钥匙。 1979年开始的开放，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开放，是东部率先对发达工业国的开放，而西部省区虽也得益于这一开放进程，毕竟从太平洋吹来的开放之风，穿越广袤的内陆，翻上高原、山岭，到达西部边境省区，已是强弩之末了，不如打开身边现成的几扇小门来得更容易，毕竟从印度洋和北冰洋刮过来的的暖湿气流，到西南、西北，要比太平洋近得多了。 中国与苏联（现在统称为独联体了）的关系随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而正常化，对苏边贸在从黑龙江到新疆的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全线展开。 到了伊犁。就到了中国这只昂首高歌的大公鸡的尾翎上。这里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国的西大门之一。自1962年苏联关闭驻伊犁领事馆至1983年重开口岸为止，霍尔果斯由西大门变了最难到达的口袋底。哈萨克斯坦的侨民要回中国探亲，不能走过来就成，而得绕道满洲里或乌兰巴托。其实，清朝初叶，中国并不与俄国接壤、直到近两个世纪前，沙俄领土剧烈扩张，才形成两国的交界，民国期间有担任过吐鲁番县长的学者曾问吾所著《中国经营西域史》简述了这一令中国人悲愤的历史。 俄国自十九世纪初期，侵略波斯，并有黑海沿岸之地，其后逐渐蚕食西土耳其斯坦，而后我国两大藩部之哈萨克、布鲁特先后折入于俄，新疆即与俄领土接壤，于是唇亡而齿寒……借口保护国境之安全，突然占领我伊犁……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索还伊犁。崇厚昏聩，不明伊犁形势，与俄订约（1878年），仅收回一空城，而将伊犁河上游最险要最富饶之特克斯河流域割让于俄。于是朝野大哗。 今天我们的西部帮弟子有资格在此争论土地的利用方式，还得感谢曾文正公的长子曾纪泽，倘不是他当年自伦敦赴俄京，废弃前约，另定新约，索回伊犁和重定边界是不可能的的事。 曾向吾评论说：此约异于崇厚原约之点，为争回特克斯河广大流域，仅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之小部分是也。曾纪泽当两国国交将破裂之际，以樽俎上之折冲旋转大局，率能挽回已割让之重要地方，保全国家领土与体面，诚自中英订立《南京条约》以来，中国交涉史上最光荣之一页也。然而，左宗棠严修战备，以武力为后盾，又值俄土战后，俄国财政困难，此二事所以助本约之成功者。 站在界河桥东侧，霍尔果斯河间或有清清流水缓缓自东北流向西南，河底卵石间偶而激起几个小小的旋流，岸边石崖上拍起了几朵浪花，近处一排高高白桦林也静静地站着，只有中国和苏联现在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了。世事之无常，如白云苍狗，难以预料。双方的货车和客车隆隆驶过才打破这里的宁静。两度剑拔弩张之地，现在是那么的静谧与宁和。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我们通过电影而非常熟悉的越南人，满街都是，在红河岸边，离越南一侧仅百余米的河口镇，甚至有一条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一片的“越南街”。越南人来出售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甚至山珍海味、工艺品，换得人民币后再把他们所能见到的，且价格上支付得起的中国产品，如服装、啤酒、电池……一古脑贩运过南溪河。一河之隔，就是他们的国家。他们说：“去河内不如来河口”。因为河口商品比河内多，这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可是我想问一下，没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能拿得出各种纺织品、服装、鞋类，黑白电视机彩电、收录机与电子计算器，食品、百货、小型农机，甚至啤酒饮料、彩色胶卷去提供给我们这些邻居吗？ 1980年左右，极普通的一只数字式电子表，就够令人羡慕了；而稍有点钱，能买得起一架立体声收录机的人不嫌累赘而提着收录机放着音乐招摇过市，更是大家记忆中很清楚的事。上街买什么东西，全要凭券和票。粮票、油票、布票、箱包票、自行车券、手表券、工业券。这些券和票证的作用就是限制购买力，在不能充分供给时，保证持券人先满足。如今，谁还要保留这种票证？只有收藏家。 没有改革开放能有今天这种卖货人笑脸迎买主的局面吗？ 只是因为中国比这些邻国早改革、早开放，抢先登上了经济上的一块高地，抓住了历史的机会。 西部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同样也只能靠改革开放。 云南邻缅甸的瑞丽，昔日依赖财政补贴。在边贸牵引下，这几年已摇身一变，跨入了全国百名小康县之列。德宏州经济也有超常增长。 边境贸易方兴未艾，在伊犁，闭上眼睛听声音，犹如置身在沿海特区：天南海北的口音俱全。所不同者，取代粤语的是维语、哈语及生硬的普通话，取代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的，是斯拉夫语言。在这西部边陲，居然也出现了许多内地与沿海的工商企业办的点。我把这种悄悄的变化比作“特区效应”。 倘无邓公小平的高瞻远瞩，力行改革开放，使中国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发生了迅速变化。至今广东省宝安县恐怕还是南海边的一个破烂县城，而不是如今赫赫有名的深圳。更不用说，欧亚大陆最腹地的伊犁，离自治区首府尚有几百公里之遥的中亚细亚小城，会成为客商也云集的地方，此时回顾中国在腐败的晚清政府下蒙受屈辱的历史，更感到改革开放政策之于当代中国，犹如雨露之于旱苗，甘霖之于长途跋涉之旅人。 我与同事冯宛平去伊犁州，没赶上大队人马的汽车，却利用了北疆铁路当时已开通客运的乌鲁木齐至奎屯段。这条铁路在1990年9月21日已与哈萨克斯坦的土西铁路支线车站友谊站接轨。1991年已开始试营运。这就形成了欧亚大陆的第二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全球第10条这样的铁路：太平洋西岸的港口连云港，经乌鲁木齐、阿拉木图、莫斯科、华沙、柏林而至大西洋东岸港口鹿特丹，全长10800公里。在这之前，世界上最大的亚欧大陆，只有一条鹿特丹至海参崴的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大陆桥；而美加两国就有6条大陆桥；澳大利亚也有一条；南美有一条，从智利翻越安第斯山抵达阿根廷；非洲南端的印度洋港口洛伦索－马贵斯经约翰内斯堡至大西洋港口开普敦的铁路，仅长1600公里，虽勉强可算是一座大陆桥，毕竟长度差了点。 途经我国的这座新大陆桥，实际上就是一条现代的钢铁铺就的“丝绸之路”，它预示着自丝绸之路因海上航道开通后而沦落下去的古丝路复通，再度勃兴。闭锁的中国大西北将再度恢复汉唐之际的开放盛世。它，是中国西部对西开放的一个象征。 现代中国人听到开放这个词，首先会想起上海、深圳、厦门、汕头、珠海、海南等地名，可是在中国是世界头号强国的汉唐之际，虽有条条道路通罗马，可是通中国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丝绸之路。而丝路上的重镇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瓜州、伊吾、北庭，则相当于今天这些特区和沿海港口；如今，这些地方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哈密、吉木萨尔，有谁还能记得它们昔日的荣耀呢？
边贸与洋“倒爷” 一个外国“盲流”，正是仰慕另一国的富饶繁华和强盛，不远万里，跋涉至该国，受到了该国的元首召见，还在一个地方当了几年地方官，最后又当元首特使出访国外。天方夜谭吗？不。这人是马可·波罗，他走的就是这条丝绸之路。 晚清时的中国，早已失去了吸引这种国际“盲流”的实力，他们都往北美去了，至今仍基本如此。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种吸引力又大大增强了，不是吗？海外游子有返回的，除外国游客外，还来了不少“洋”倒爷。北京街头常常可见到扛着大包小包的老外，那就是波兰、俄国、南斯拉夫、蒙古来的“采购大军”；广西到处可见的是越南商贩；新疆喀什到处可见穿着过膝大袍的巴基斯坦商贩，而霍尔果斯一带出没的，是原苏联诸共和国的“采购员”；目前上海街头也发现了东欧、俄国采购大军南下的先头部队；云南瑞丽一带，则是缅甸商人和东南亚人、南亚人折腾的天下。 由于流量达十亿元计的边境贸易活动在近年剧烈扩张，云南毗邻缅甸的德宏景颇族傣族自治州，作为改革开放之前的边疆贫困州，在1979年至1988年有了超常的发展。这十年中，该州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9．7％，而云南省仅为13．3％，全国是13．7％。以国民收入为例，全州平均增长率每年达19．6％，云南省仅为12．9％，全国平均为13．4％。国民收入增加，财政税收亦相应有了增长。 这十年内，全州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21．7％，而全国仅为8．6％。其奥秘所在，便是以83％的年增长率扩张的边境贸易，拉动了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云南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自1989年中越关系开始正常化以来，因边贸税收猛增而使财政收入逐年好转，摆脱了“输血财政”只能保吃饭，无法搞建设的被动状况。1993年5月，中越交战时被毁的河口铁路大桥又重新开通，身兼战区和贫困区两种角色的红河州，经济发展应说有了新起点了。1992年5月在河口镇，越南商人我就见到颇多，他们就连中国人很少穿的球鞋、涤卡也大量买回去，据说涤卡还是某些行业制服的专用高级面料呢。 他们从中国倒卖出去的，大部分还是中国的厂长经理们直犯愁堆在库房里，陈列在货柜上卖不出去的东西，什么童装、毛巾、浴巾、运动服、袜子、手帕、睡衣、浴衣、羽绒衣、手电筒、暖水瓶、打火机、雨伞、布鞋、黑白与彩色电视机、收录机、计算器、哪样在中国卖不出去，哪样他们就倒腾出去，给中国的厂长经理们排了忧，解了难。他们自己也赚得腰包鼓鼓的，外国人民也免去了消费品缺乏而排长队求购的麻烦。 1962年新疆发生的边民大规模外迁，就在伊犁和塔城。恐怕这事件还有好多人记得。我认为，当时的人祸天灾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是这一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推理，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对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增强，有积极作用。 在乌鲁木齐住所，同伴李少义看见邻居好像是那个著名的“阿凡提”，一问之下，还果然是他，维族演员兼导演吐依贡，正猫在我们楼下赶编一个剧本。 晚上我们提了两瓶葡萄酒，找了点下酒的菜，到他那去聊天，听说我们此行的目的在于促进和推动新疆及西部的改革开放，吐依贡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连连表示赞同： “我一些熟人在1962年也过去了。这几年回来探亲，看到国内生活改善很大、很快，民族和宗教政策又比较宽松，临走时都抱着亲友大哭，悔不该当初走了。” 开放改革了，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正因为如此，沿边地区和内陆省区的开放，在1992年形成了气候，令西部边境和非边境省区的领导和人民都意气风发，准备大干快上。 西部发展要加速，但是在资金和人力投入上都有相当大的困难。经济结构很难迅速改善。 不过，发展资金有机构成低而吸纳劳动力多的产业，在西部是大为可行的。这就是旅游业。这种行业的资金有机构成低于物质生产部门，资金周转速度快，收益高，而且比非服务性行业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除国际旅游业之外，一般从业人员并不需要特殊的技能和培训。 以敦煌为例，全市10．5万人，1987年游客却达30万人，旅游业直接收入超过1000万元。吐鲁番、安顺、路南、湟中、夏河等旅游胜地莫不如此。西部殊于东部的风光和民俗等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只要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地方经济的加快发展是有可能的。因为旅游者观光、住、行、食、购物等多方面的需求，会全面拉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也都是资金有机构成低、劳动力密集的。据美国夏威夷州的统计，旅游业的收益与投入之比为2．9：1甚至达到5：1，收入远大于投入。这对西部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积累也是有利的。 目前限制西部旅游资源利用和开发的，主要是旅游设施及基础设施的不完善。 以哈密为例，其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从古迹方面说，哈密是古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自敦煌北上至哈密而翻越天山，经天山北麓至伊宁，均遗留有不少与此相关的古迹：如五堡古墓群，其中出土的3具完整干尸，比马王堆汉墓女尸早900至1000年；还有拉布乔克古城，为汉唐屯兵遗址；台藏佛寺遗址，是唐代佛教大兴时的佛寺遗迹；现存于哈密巴里坤县的任尚纪功碑，是研究新疆西域史的重要文物，任尚是汉代接班超而任西域都护这一最高军政职务的将领。在宗教性质的名胜方面，则有哈密的回王坟，葬有清朝哈密王及其近亲贵族；以及与之比邻的阿特卡大清真寺和葬有伊斯兰传教士盖斯的“圣人墓”等。自然景观方面，哈密更是得天独厚。天山甚少有南北贯通的关口，但哈密就有一个，而且可以当天往返。哈密本身地处天山南麓戈壁滩中的绿洲，城北有30公里宽的戈壁滩，夏日常可见海市蜃楼之景。而在天山之巅的天山庙，位于海拔2800米处，已近天山雪线。雪后经此，蓝天白云、绿草茂林如茵，左近是哈萨克牧民的帐篷和羊群在雪山中点缀着风景，下瞰天山风光和巴里坤草原风光，十分美丽壮观。 天山北麓巴里坤县与伊吾县交界处的松树塘，为军马场所在地，还有国家体委设立的高山冰场和滑雪场，以气候温和及茂密的天山松林而著称。鸣沙山在草原中突兀，四周皆无沙丘和戈壁地貌，东西绵延十余里，为一大自然奇观。天山南北，还有名胜古迹若干处。在炎热的夏季，山中极为凉爽，实为避暑的好去处。 在民俗方面，这里的巴里坤县，哈萨克族的民俗特别具有旅游观光价值。 地理距离70公里之内，就有如此之多的古迹以及非常难得的地形地貌组合：戈壁、绿洲、高山、雪峰、密林、牧场、沙丘、湖泊，发展旅游业，对哈密市单一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能起到极大的改善作用。 遗憾的是，哈密的旅游资源至今却基本上沉睡着。 首先，哈密与游客云集的敦煌虽仅5小时的火车距离，但其风光名胜却鲜为外界所知，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客流。 其二，从敦煌所必经的柳园车站至乌鲁木齐有17个小时的火车，至吐鲁番也有13个小时，距离哈密5小时。因此到哈密后无论西去还是东来，都是很长的路。如无火车卧铺，长途旅客则不愿下车观光。而这一问题哈密本身难以解决。所以除专门来这里的游客之外，哈密的游客很少，除非有旅游卧铺汽车。 其三，哈密市近郊的一些名胜古迹，因无便利的交通条件而游人稀少。哈密至巴里坤县、伊吾县翻越天山的班山，车次很少，而且在天山北麓入山的必经之地口门子，也无办理客运业务的汽车站方便游客。至于口门子本身虽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疗养之地，往来客流不少，但却无供住宿之处。 如果敦煌的游客能分流一部分到紧邻的哈密，则哈密的旅游业必定能被迅速拉动起来。如果敦煌、哈密、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一线各点相互协调，开通专线旅游项目，使游客无食、住、行之虞，那么敦煌至乌鲁木齐间的双向客流中，必然能有一部分有旅游意图的人被分流出来。 1990年，吐鲁番以其名产葡萄为主题，举办了吐鲁番葡萄节活动，吸引了新疆区内外、国内外的许多人士。通过这种旅游活动，加强了对外的经济联系，也为吐鲁番的发展吸引了资金和技术。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和德宏地区，则以4月下旬傣族的“泼水节”为主题举行庆祝活动，既加强了旅游业，也为当地发展沟通了许多渠道。哈密一带素以哈密瓜著称，如果能办起“哈密瓜节”，则必定能收到类的效果，为哈密经济的改善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由此来看，西部虽有不少名胜古迹集中的区域，但是因其缺乏足够的旅游设施为旅游业的发展配套，所以其旅游资源就无法获得充分的利用和开发，也无法在短期内对西部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部：中国人共有的家园 1988年7月末的一个繁星密布的夜晚，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南昌路，妖魔山北麓自治区农科院交流中心刚收割过的实验田里，燃着一堆熊熊篝火，一群青年人的脸被火烤得通红，几瓶酒，几只西瓜，正合了“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新疆俗话。这些人，就是我们课题组的全体成员。 喧腾的笑语，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获得自治区党政领导宋汉良、铁木尔·达瓦买提的高度评价。若能预卜此课题“中国西部：改革开放的新抉择”凝成的对西开放思路在五个月后的元旦前会获得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以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的赞赏，说不定这场欢聚，真会变成狂欢呢。 29人的课题组，个个都是研究西部各方面问题的好手，但不全是西部人。 从民族分，有汉族、哈萨克、彝族、白族、苗族； 从户籍所在省区分，有新疆人、北京人、河南人、内蒙人、甘肃人、云南人、贵州人。 古时，凯撒大帝在对他所征服的西欧，顾盼自雄地说过这样一句名：Veni, Vidi, Vici（我来，我看见，我征服）。 而我们，面对西部这片土地，要说的是，我们来，我们看见，我们被征服。 我们这支西部研究队伍，骨干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不仅在西部各地，也分布在北京，上海以及郑州等城市。而其籍贯则也各不一样。苏州人梁齐，生在乌鲁木齐而得名；梁天生与梁小兰，他的哥哥姐姐，则得名于天水、兰州。梁齐从苏州到北京上学，毕业后主动去了青海。山西人安才旦，干脆把名字起得象一个藏人。确实，他长在青海，学的是藏语。浙江人林沧，生长在昆明，大学毕业后分回杭州，他却执意调回了昆明工作。彭纯，新疆人，在北京读完研究生，又一头扎回新疆，是青年金融专家，目前主持新疆交通银行。 焦亦民祖籍为山西，现在是新疆区党委的青年研究骨干。 潘人伟，上海知青，到内蒙插队后放弃回沪机会，留在呼和浩特研究改革，不久前他又转赴伊克昭盟工作。 曹征海从人民大学毕业后毅然返回内蒙，在区党委研究经济改革问题。 本身为甘肃人的俞允贵，多年在拉萨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对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问题很有心得，1997年调到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 青海藏学研究所的邢海宁，经常呆在海拔4000余米的果洛州昆仑山里做调查。 云南德宏州的杨晓、董海云，贵州民院的童中心、贵州省委的陈亚雄，云南省委的林玲…… 身为西部人而工作在西部的，就更有一股为家乡而献身的气慨。 贵阳的盘伟岸，嫌研究工作对发展的直接作用不大，放弃了省城的工作，一头扎到黔南望谟县去干实际工作了。 哈萨克人泽尔民，大学毕业后放着工商银行分行的“肥缺”不去，却坚持要到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去工作。 西部，有许多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要研究，给这些人提供了极大的用武之地。 西部的风光、人情，也给艺术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靠着这些西部人独有，西部人最能体会、理解的资源，我另一些艺术家朋友，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贵州布依族画家刘雍、云南傣族画家俸贵德（艺名戈壤）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个人美展，获得美术界及美术爱好者的极高评价。 云南哈尼族钱东凡与傣族伊苏拉罕夫妇，在舞剧《阿诗玛》中分别扮阿黑哥与阿诗玛，在昆明艺术节期间，艺惊全国。 除了这些朋友外，更多的朋友，在西部各地从事着平凡而默默无闻的工作。 在西双版纳、昆明、红河、贵阳、成都、重庆、兰州、西宁、格尔木、哈密、乌鲁木齐、喀什、银川、呼市、西安、拉萨…… 他们中有画家、歌唱家、舞蹈家、医生、记者编辑、邮电通讯电子等行业的科技人员、政府官员、公安和国家安全人员、科研人员、广播电视工作者、会计、党务工作者、宾馆和旅行社工作人员、企业高级管理者、铁路员工、大学教授讲师、经贸人员和下海人等等。 就是下了海的西部人，也有解不开的西部情结。甘肃、青海、贵州、云南、陕西的若干研究人员就地或到广东、广西、海南下海后，念念不忘的是找有利于西部发展的项目。1993年我们在北京策划促进西部发展的晋陕蒙煤炭外运项目的方案设计，一半多是由下海和没下海的西部研究工作者义务完成的，他们以前在北京、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工作，现在多半在深圳和北海经商或半经商，到北京来半个月的机会成本很高，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来了。 没有了他们，没有了西部全体人民的劳作，西部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有这么多的西部人，在全国人民的配合下来医治这条腿的疾病，还有什么不可能做到的呢？况且这条腿的健康与否，还影响到中国这个巨人的整体健康。 清人顾祖禹曾指出，“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 三十年代曾问吾在其《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也断言，“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大。” 听任西部贫困继续存在，听任西部与东部的差距继续扩大，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确实不利，这绝非危言耸听。 从历史上看，英、俄、日帝均利用宗教、民族等问题插手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北事务，企图分裂我国国土，而今民族分裂主义份子的活动足以表明，苍蝇正在找鸡蛋上的缝呢。 江泽民总书记在1989年9月20日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上指出： “贫困地区多数地处边远，自然条件差，而且相当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有些还是革命老根据地，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尽快使这些地区脱贫致富，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对于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重要意义”。 归纳起来，西部发展迟缓，不仅不利于西部本身，而且拖累全国发展。首先，低收入人口长期存在，会使西部市场的容量无法适应东部和全国企业扩张的需要，更无法拉动当地产业的发展。 其次，资源配置的劣化，影响东部产业的效益，从而影响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收入，间接影响中央对西部的支持和援助。 第三，西部长期依赖财政“输血”，对中央和东部是一个拖累，不利于全国发展。 最后，作为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西部长期发展落后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边境稳定。 正如前文所述，西部与东部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东部把高能耗、高物耗产业西迁，便能改进产业结构；西部的发展也因此而得到刺激。同时，西部矿产及其他原材料以半精加工或精加工的形式东运，可以大大节省铁路已经饱和的运力，东部对能源的需求也相对减少；运输和能源的瓶颈约束也得以缓解，这对西部和东部都很有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部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不仅对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21世纪东部和全国的发展也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西部目前固然贫困，可是它是富饶的贫困。可以说，西部对于中国的未来，有点象那只“宝葫芦”，中国需要什么宝贝，它就能拿出什么来，这样的宝葫芦，我们能抛在一边不管吗？ 反贫困，与救灾、维持和平、保护生态及扫盲一样，是能超脱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做到全球通力合作的领域之一。中国西部的贫困，自然首先是全中国通力合作来挖的大山之一。 大家动起手来，跛足才能恢复健康，中国这个巨人才能以轻松的步伐，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西部，毕竟是我们共有的家园。 1992－1997 |
（ 给 邹蓝 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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