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的小镇    联合国    西贡小姐    华商老张    从哈佛到西点    中国制造

作为LEAD（环境与发展）项目的学员，到美国参加结业培训，所以有了1999年4月的北京、汉城、纽约、波士顿、新罕布什尔州达勒姆和纽约、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汉城、北京的往返。

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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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我们先到新罕布什尔大学参加课程培训。所以先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洛根机场下飞机，再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循高速公路抵达邻州的这所大学所在的达勒姆镇。

新罕布什尔州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地方：每次大选，揭幕处总在这个州。这个州初选的结果，对美国其它49个州有相当的影响。据统计，最后获选的人，几乎全部在该州的初选中获胜。因为其风向标作用，美国有竞选总统之意的政治家，无不重视这个地方。明年又要大选，现任的戈尔副总统就在我到这个州接受环境培训的时候，到这个州来活动，为明年的竞选作铺垫。电视上和报纸上都有关于他的消息。不过苗头并不算好。美国报纸上刊登的公众支持度，戈尔不如老总统布什的儿子、在得克萨斯州担任州长的小布什（小布什还有一个弟弟，在佛罗里达州担任州长，为此美国人开玩笑说，全美国每八个人中有一个在布什州长领导下）。

关于美国政治，说这点皮毛也就行了。还是言归正传。新英格兰的这个州，地广人稀，林子特别多。从地貌来说，与我生活过近一年半的英格兰确实还颇为相似：地表有点小丘陵而起伏波动。难怪从英国乘“五月花”号船逃难而来的清教徒，把这一大片地方叫做新英格兰。

我们住在大学的新英格兰中心，两栋建筑，其中一栋有八层楼高，皆掩映在树丛中。我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墙根离好好长着的大树，最近处仅仅为一米。业主、建筑师和建筑承包商，都采取了与环境相和谐的作法。看达勒姆镇的所有其它建筑房舍，概不例外。这里并不是林木稀少，恰恰相反，到处是树林。坐老同学李和的汽车从小镇到他居住的麻省安多弗镇，沿路皆是茂密的树丛，给我的感觉，好象是《羔羊的沉默》片头警校女学员克拉丽丝早锻练时在林子中跑步的那种环境。

这里人们生活中自然静谧的天人合一特征很突出。我们培训的内容就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内的现实是森林盗伐，空气混浊、生态恶化。这样的反差，令我特别感慨：国内的开发商，有好多恨不得把周围遮掩“洋房”的树全部砍掉，可以向路过的行人炫耀其“洋气”的与众不同。实际上，真正的洋人，却完全不是这样的“暴发户”行为方式。生活在美国的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在北京香山绿荫丛中设计了与周围环境很和谐的香山饭店。其设计理念，就是源出于此。环保不仅是环保专业人士的事情，它关联到每个人的行为和理念，关联到事事处处。

此次到美国，深感烟民处境的“悲惨”，无论到哪里，几乎任何室内公共的地方都不能抽烟，屋子外面的过道、走廊，凉风嗖嗖的，总有烟民哆嗦嗦地匆忙吸几口烟，赶紧扔掉长长的烟头，冲回楼内继续干活。我回国前，报纸上说，美国高速公路沿线的所有香烟广告牌将全部被拆除。这也是美国净化环境的一部分。

老同学李和在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读完博士，就到马萨诸塞州安多弗镇的私立大学梅里麦克学院执教，现在四个班，近100个学生，其中外国学生来自近30个国家。他学国际政治出身，教授的课程是中国、日本比较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国家政治、比较政治学等。

这个小镇貌不惊人，却是富人云集的地方。在镇上转时，我突然看见大投资银行、证券机构美林的招牌。如果随便一个小镇都有美林的话，那么美林就得象恐龙一样庞大得难以调动指挥了。李和忙解释说，这是个“大钱”镇。何以为证？前总统布什原来就居住在这个镇上，他和现在当州长的两个小布什，都在这个镇上的私立名校菲力浦斯中学上过学。美国大富翁之一、“福布斯”杂志老板、前年想经中国飞热气球实现环球飞翔梦的福布斯，少年时期也住在这里，他上的是另外一所名校布鲁金斯学校。为此我特意请李和拉我到校园极其广大、学费极其昂贵的的菲力浦斯中学转了一圈。后来还到网上去浏览了该校的网页。

富人这么多，美林当然要考虑到他们的需求，把服务送上门。富人多，地方政府税收多，社会服务就好。至少治安好是最重要的。否则，富人搬离治安坏的地方，剩下的只有穷人，税收就会大大减少。地方政府就麻烦了，不仅没有多少钱，扶贫任务还加重，成了“贫困镇”。李和在这里远算不上是富人，只是中产阶级。他眼看要拿到终身教职，也愿意长期住在这里，因为本地学校质量好，便利儿子上学；此外治安也好，这在美国是很要紧的。我回来后一个多星期，他发来电子邮件，说终身教职拿到了。我们都为他高兴。

安多弗镇也有网页。4月26日要开年度镇务会议，为方便居民，镇的财务年报也堂堂皇皇地印了一大本，送到各家各户门口，把一年来的收支变动情况，下一年度的预算都列得清清楚楚。连预计增加几个工作职位，或某一个职位需要增加多少小时的加班时间，都说得很明白。本地教育局的教育经费的2000年预算是2906.3396万美元（含教职员工工资），折合2.7亿人民币，而该镇公立学校系统在1998年10月1日统计，只有学生5698人。平均每个学生摊到教育经费5100美元，合四万多人民币。预算总额是7004.1868万美元，大概合人民币5.8亿元。这样一算，教育经费占预算的比重大概是40％左右。算下来我简直羡慕极了。该镇人口无非是三四万人。其富裕程度由此可以想象。我顺手拿了一本2000年财政年度的镇政府财政报告，心里想的是，这大概是向纳税人的政务和财政公开吧。美国固然有其弊病，但是其施政透明度很高乃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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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是跟联合国颇有缘的。1984年11月首次出国，便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的差事，最后在纽约进联合国总部汇报并参观了一番。1987年10月下旬，在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工作了一个月。1993年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当了半年的主管中国经济改革项目的高级项目官。现在居然到联合国总部参加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专题讨论会，每天在联合国大厦里进进出出。

在达勒姆，培训教官之一是瑞典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埃力克·哈马舍尔德。这个姓也属于以前一任联合国秘书长，50年代末他因飞机失事而在非洲殉职。为此联合国在总部专门命名一个哈马舍尔德图书馆，以纪念他。我对这个名字自然不陌生。课间休息时，埃力克在我身边，我便问他，“你的姓是否与联合国前任秘书长有关？”他回答说，那是他爷爷的弟弟。后来吃饭时正坐在一起，加拿大的一个学员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埃力克便多解释了几句。如今他有一个堂弟继承了他叔公的传统，在联合国工作；而他一家在瑞典干。哈马舍尔德在瑞典是个稀有的姓。看来这个家族是个外交世家，且家族传统不坠。

在联大第二会议厅参加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生态旅游讨论，除了各国代表外，主要是分利益集团而列席位：企业、地方政府、工会等。因为旅游项目的开发和运作，主要关系到的，就是这些博弈者。发言者几乎全部是英语娴熟的英美人，会议主席则是一个操英国牛津口音的人。即使是一个萨摩亚岛的代表发言，其口音也是英国腔。在美国开会，自然使用英语的人就占了大便宜。有人说，这正是语言的霸权。虽然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中国代表发言时还是用了英语。因为方便，而且避免了同声传译的糟糕处理。我们试听了中文频道，有的翻译出来的中文就象栾平见了崔三爷那样，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上言不接下语，简直让人不知所云。有个女声，声音极低，好象成心要让人听不清。有时有好长时间的停顿。这种情况，至少在我们在那里的几天中，天天如此。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员说起来，他们对此也都很头疼。我们和他们的对策一样，干脆听英文。这些人，靠中文在联合国谋得高薪，却如此尸位素餐，糟蹋中文。可恨。

不过联合国会议的辩论，根据我的感受，也是在命题内高谈阔论，不着边际。一二三四说下来，有人又会再谈一。各说各的。也许各成员国和各相关利益集团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得到阐述表达，最后形成决议时才不至于有不同意见。毕竟这么多成员国和各方各面，要达成协议委实是需要大量时间来谈判协调的。

有一天，会后，老谭、何、我三人在联合国大厦内到处参观，看成员国送的礼品。无意中走到联合国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厅。会议尚未结束，高高的主席台上主席正襟危坐。我们不出声地看了一会儿，便走到前厅休息室喝水休息。旁边立着几个自动售货机。在何的指导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自动售货机里弄出了一听饮料。随后好奇心驱使我再找了几个硬币塞进另外一台机器，鼓捣出一根冰棍来。这些机器可以识别各种面值的硬币，以及一美元和五美元的票子，并自动找钱。不过何宇鹏后来也碰上过塞了钱就是不出饮料的事。还好，钱还是退出来了。老美们碰上这样的憋气事，除了朝机器踢几脚之外，好象也没有其它办法。

我们当然看见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所送的牙雕“成昆铁路”。那是七十年代初期的事情了。放到环保思潮盛行的九十年代，送牙雕这种以大象这类濒危动物的牙为代价的礼品，绝对不合时宜，会受国际舆论的敲打。

结束在联合国的讨论前，我跑到联合国邮局，买了一套1999年的濒危野生动物联合国纪念邮票。何宇鹏干脆把历年来联合国出的濒危动物纪念邮票全套买了下来。 毕竟我们到联合国来参加会议，主题就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这样就有突出的纪念意义。会议期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史佩斯署长（1993年就是我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高级项目官时的最高上司），联合国副秘书长、加拿大国防部前副部长路伊丝·弗雷谢特女士分别来参加了我们LEAD环境班培训的活动。趁史佩斯署长讲演后的空闲，我将九寨沟管理委员会章小平主任委托送给署长本人和安南秘书长的《九寨沟》精美画册，一并交给了署长，请署长转呈安南秘书长。署长翻看着画册，对九寨沟的环境和景色连声称赞，说自己想去亲自见识九寨沟的美。毕竟九寨沟的两项国际称号“世界自然遗产”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都是联合国系统的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这样一来，我也算是对章沟主委托的事有了交待。

西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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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纽约曼哈顿，见到定居在美国的朋友张总，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的朋友张领事。他们和曾经在哈佛学习过的同伴何宇鹏，都异口同声地说，百老汇的戏看一场，对了解美国很有好处。于是决定去看一场十余年长演不衰的音乐剧《西贡小姐》。

住处在东45街和麦迪生大道路口，离52街百老汇大道的百老汇剧院不远。票到那就买到手了，但是廉价票确实难买，曼哈顿的国际过客太多。坐在后排，花15块美金，用个望远镜，一切不便都可以弥补。我们是开演前近一个半小时去买的票，只有50美金的了，没有其它选择。

《西贡小姐》的情节简单：越南战争期间，西贡一个妓院里，寻欢作乐的美国大兵与妓女厮混。后来美军匆忙撤退。而其中一个妓女（西贡小姐）生下一个混血儿。后来一个大兵良心发现，为遗弃在越南的许多孩子奔走，把这个妓女及孩子弄到了美国。待找到孩子的生父家时，却又扰乱了他家原来的宁静生活。大兵的老婆起先拒绝接受这个孩子。后来终于妥善解决。此时西贡小姐见儿子有了归宿，自己饮弹自尽。

这个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歌剧《蝴蝶夫人》，所不同者，背景从日本转到越南，乔乔桑变为西贡小姐；前者为美国大兵情人不再来而郁郁死去；后者则到美国找到情人，托孤而后自杀。

美国这个国家确实包容性强，揭自己国家疮疤的这个剧，居然一演就是十来年。而且演员多是亚裔，如男主角是上戏毕业的王洛勇；女主角李娅·萨龙加，看名字，大概是菲律宾人。想想看吧，亚洲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政府能容忍演出说自己走麦城的戏？而且场场几乎爆满。比如说日本吧，政府连“侵略”这个字眼都不肯承认，更何况演出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为背景的故事？

不知道为什么，看这场音乐剧时，我脑子里不断联想到南斯拉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的轰炸。买票看戏的当天4月21日，街上电子显示屏的消息之一是，美国打算接收两万科索沃难民临时到美国居住。越南船民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看戏时的感觉真怪：一方面美国在上演这含有反战内容的戏，不无警世意义；另外一方面，当年曾经逃避服越南兵役的大学生、今日的克林顿总统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下令北约对并没有入侵一寸外国土地的南斯拉夫展开大规模轰炸。一个月来并没有让南斯拉夫人屈服。北约国的地面部队是否要用上去也开始讨论了。而北约的秘书长索拉纳，当初则是拼命反对西班牙加入北约的人士。今日却是他决定操纵北约的战争机器开火。世界就是这么奇妙。越南战争就是这样升级的。如果南斯拉夫战争也升级，我想，也许再过一些年，百老汇或许会上演一出新的戏：《普里什蒂纳小姐》或《贝尔格莱德小姐》。中国也许还会上演新的南斯拉夫电影《机场》什么等，将《桥》这个二战故事的续集告诉新一代的国人。

美国政府二战以来确立超级大国地位后，很喜欢在国际上动武，这是有根源的。有些美国人的暴力倾向的确很严重。1984年12月我第一次到纽约曼哈顿时，这里就发生过一件震惊全美的大事：地铁里，四个黑人青年围住一个电子工程师葛茨，要“借”几个钱花花。这种事情是纽约地铁司空见惯的，这帮小子也屡屡得逞。纽约地铁臭名昭著也实在是因为这个犯罪率。没想到这次他们会栽：这个老兄见势，假装掏钱，却拔出一杆手枪，合理自卫，把这几个小子点了一遍名后扬长而去。好多人称赞他是个惩治恶棍的英雄。也因为这事，吓得我没敢体验纽约的地铁。这次人多势众，在到达曼哈顿的当天晚上，就坐地铁从中城到下城的唐人街去走了一趟，美美地吃了一顿中餐。什么担心事都没有遇上。因为近年纽约来了个新市长朱利亚尼，实施严打，纽约街头治安好多了（当然警察过度使用暴力也惹出了祸，几个月前，警察在街头开了40多枪把一个无辜的非洲新移民街头摊贩全身打得象筛子一样，引起了全社会的不满）。

我想，也许这次到美国，不会有什么恶性事件发生。没想到，大事还是来了。20日左右，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郊的一个小镇（名字也是这个意思：Littleton），两个中学生因成绩不好，体育运动也拿不起来而被同学取笑，跟同学合不来。时间一长，弄得恼羞成怒，自己拉起一个模仿纳粹的小团体，抗来几杆冲锋枪，做了几十个炸弹，趁同学们休息时，开枪打死19人，还打算把学校给炸了。最后自己吞枪自尽。此事一出，全美震惊，向来安宁的小地方都会出这样天大的事，美国哪里再有净土？报纸电视头版头条就没科索沃的戏了，全是中学杀人案的报道。

美国人一出国，命就非常值钱，哪个国家的楞小子敢打美国人，政府连断交的事情都会做。更别提宰美国人了。也正因为这样，国际恐怖分子扣押美国人当人质，讹诈点什么常常有效。新加坡把在汽车上涂鸦的美国中学生鞭笞几下，都会使议员、总统出面说话求情。可是，在美国国内，美国人的命确实不值钱，尤其是在遭遇凶徒、劫匪、强奸犯、杀人狂舞刀弄枪时。而且这种事在美国还相当多。杀人者的命因害了别人的命而分外值钱起来：杀人的人多半不会被判死刑，而且除了没有出狱走动的自由外，在牢房里呆着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比失业人员还好。而不幸送命的人，死了也就死了。不过要是在民事案件中，美国人的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会值非常多的钱， 到美国可要小心别惹上民事纠纷，弄得不好这会让人大大破财。

美国的政治动力传递机制是，利益集团影响媒体，媒体引导天真而实在的老百姓，老百姓对当地选出的议员施加影响，议员则到国会对行政当局质询施加压力。美国老百姓对外国的认识，是出奇地糟糕，而他们对媒体的信任，却是出奇地高。当然这是因为美国媒体对国内报道确实非常客观。但是媒体对国际事务并非完全如此。老百姓的非政府组织则也对利益集团直接抗衡，如美国人纳德组织的的消费者保护协会就是一个例子。在利益集团活动下，听任枪支泛滥，这就是部分美国人（如美国来福枪协会，其会长是名演员查尔顿·赫斯顿）和美国政治家的行为。

所以美国政府看来很愿意多管国际上的闲事，实际上有时这是被国会压的。这种行为已经延伸到当代美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中去了。南斯拉夫挨炸实际主要原因之一，是总统小克考虑2000年大选，要向美国公众表明，民主党政府在外交上也是积极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念的。为一党执政之私利，就得借南斯拉夫人的脑袋作证明。真不知道小克要是因为吃莱文斯鸡而给弹劾了，他还会不会打这场不义之战。否则何以解释在非洲的大湖区，胡图和图西相互猛杀，死亡数十万人而美国却没有干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没有让美国政府得到教训，在索马里维和，美国也没有占便宜。这次轰炸南斯拉夫大概也不会例外吧。南欧二战期间，只有南斯拉夫人是坚定站在反法西斯一边顽强作战的。这次却被加入北约的前盟友炸得够呛。美国政府和北约以暴制暴，实在也只是仗着自己胳膊粗拳头大而已，岂有它哉？强权即公理，哀哉。

看《西贡小姐》引出关于南斯拉夫遭北约轰炸的这样联想，真是没有想到。

华商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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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到美国东部，有机会见了定居在纽约，已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前张处长、现张总。

张总199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94年弃学下海。与朋友合伙从影楼（国内所说是照相馆）起家，五年多来他的企业已经有十家之多，全部在纽约郊区华人新区法拉盛的高级宾馆东拉瓜迪亚喜来登里面（北京的喜来登酒店是长城饭店），有精品礼品店，有中高档葡萄酒店，有婚纱店，有精品服装店，女装店等，还有一个影视公司。他的雇员有近30人，全部是华人，分别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被朋友们戏称为商界的“国共合作”。他的合伙人是台湾著名报人、联合报系发行人王惕吾先生的二女儿王友兰，我以前在北京见过她。我们都习惯称她为“二姐”。后来老张开车把我拉到她家。二姐见我对她书架上一本关于南美的书读得饶有兴趣，便把那本书送给了我。

老张开车到曼哈顿东45街的罗斯福饭店把我接到他的公司，后来又拉我到他在长岛拿骚县的家聊天。讲起创业的艰难，不胜感慨。初下海，还是国内习惯，平等待人，结果是管理效率低下，有的雇员行为方式简直比老板还老板。完全把国内那一套带出来了。结果他只好改变管理方法，工作时间内老板说了算，雇员只需执行。全体会议时让雇员说话。各店经营商品不同，管理方式不宜一致，便采取不同的目标管理法，下放管理权。故老张现在很超脱，烦琐的小事无需他费心，有时间则常读点书，或考虑经营管理大计。每天他上班之外，早晚读书约4个小时，还要上网了解美国和中国时事。家里书架上，全部是严肃的书籍，历史、文化、经济、政治、传记、经营管理等应有尽有，当然还有一些武侠小说。自己的摄影作品也有一些挂在墙上。偶然他也会挥毫泼墨写点行草，然后用自己刻的小篆大印盖上去后送人。他睡觉时间倒不算多，依旧瘦而精神，不过嗓子比以前沙哑多了。

我偶然看到他的葡萄酒店里有法国菲力浦·德·罗斯柴尔德伯爵酒庄的酒，便确信他的店里的确有许多好酒。因为这个酒庄，是法国最好的酒庄之一。老张见我对葡萄酒还略有所知，就开了恒温的酒窖，如数家珍般把有80来年历史的陈年佳酿给我展示了一遍。后来他和二姐还请我品尝了罗斯柴尔德伯爵与美国人在加州合作酿造的葡萄酒。他对葡萄酒颇有了解，《纽约时报》曾就此对他有过专访。由此可见他的品味是不同寻常。李白的“古来圣贤俱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说法，看来在海外也同样适用。

周末，老张拉我到曼哈顿下城艺术家云集的格林威治村，在布利克街和麦克道格尔街交叉路口的著名咖啡馆费加罗喝了一杯咖啡，感受周末这里的热闹。据说这一带周末人们往往是晚上10点才出门上街，在咖啡馆泡到清晨4点才回家去。一向独往独来的老美，到周末也怕孤家寡人，到人头簇拥的咖啡馆呆一呆，也算是合一下群，沾点热闹的气氛。老张在街头开了好几圈的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细心一看，路边涂有黄漆，禁止停车。只好让我们下车先进咖啡馆。约半小时后他才进来：排了好一会队，进了专门的停车场。路边实在没有停车位了。

42街是曼哈顿的有名街道，东头东河边有联合国总部，西头哈德森河边有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1984年末，我住西48街，离开不远。42街出名不是这两个机构，而是其色情业。最近几年，纽约市政府也在扫黄，把色情企业全撵走了。老张边开车过42街，边告诉我这些事，我颇为意外。他解释说，这里是纽约主要旅游区，让色情也在这里经营有碍观瞻。所以政府采取措施把这类企业请走。只是用了哪些措施，老张也语焉不详。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来朱利亚尼市长规定，不许色情场所在离住宅、学校和教堂的500英尺以内营业，它们彼此之间相隔的距离，也不得小于500英尺。它们只能搬到能符合这个规定的地方去了。老张对这里很熟悉的原因之一，是这里可能有一处房产要出让给他，而他打算用来经营北京烤鸭快餐。

临回国前，老张又接我到他家。随后就到不远处（也要在高速公路上开半小时）百事可乐总部的雕塑公园去参观那形形色色的现代雕塑作品。蓝天白云下绿草茵茵，池塘里全是各色金鱼，白鹭在水边飞来飞去，没有人去打扰这些动物。据说这是百事可乐公司以盈利回馈社会的一个举措。我想，这也是一种公共关系措施吧，谁在这里享受到艺术的感觉和大自然的和谐，就不会不联想到是百事可乐公司为公众（也是消费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去处。这对于公司改善在公众中的形象，是很有利的。他说，因为喜欢游玩、摄影，他开车到处转，这个公园就是无意中发现的。说起来他颇为自得：纽约好多华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亲眼所见是，法拉盛区的华人新移民中，国内出来的白领和高层人士，在小店打杂。好多人目前忙于奔波谋生，还顾不大上追求改善生活质量和品位。他们的美国梦，是为下一代作的。自己多半是牺牲了。

从哈佛到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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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美国的活动日程，从波士顿开始。老板的英文读音是“波士”，我们开玩笑说波士顿是“老板屯”。这是美国独立史上的重要城市。有名的反抗英国政府横征暴敛的“波士顿倾茶案”，就发生在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地区的的反英志士头上戳一根羽毛，装扮成摩霍克印第安人而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342箱茶叶从船上扔到海水里。这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第二天傍晚才来车拉我们去新罕布什尔州达勒姆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我们就有了在老板屯逛大半天的机会，自然要到“发案”现场去参观一番。工作人员穿着二百多年前的服装，给络绎不绝的各国游客解说，完了还“唆使”游客把写着“茶叶”字样的一个白布口袋抛到船舷外的海水中，以再现当年多年倾茶情景。以此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波士顿，我发现公共告示除了英文外，还用西班牙文。感觉讲西班牙语的人并不多。后来知道，五六十年代臭名昭著的绿色魔鬼、控制拉美水果业（主要是香蕉园）的联合果品公司总部就在这个城市。大概是原因吧。

世界名校哈佛就在波士顿（实际在有查尔斯河一水之隔的坎布里奇），与麻省理工学院紧挨在一起。我们也很有兴趣。同伴何宇鹏在哈佛工作过半年，自然责无旁贷地领路。

哈佛大学我认识的人很少，不过其中一个倒是全球有名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他主持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曾为南美国家解决过恶性通账问题，他也是苏联休克疗法的设计人，对转轨经济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对中国颇有学术兴趣，到中国考察改革的次数不少。1994年10月他在上海开会讨论转轨国家经改问题，邀我到上海去参加该会。1995年他在北京开会，还是我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黎恩为他作翻译。这次到哈佛参观，正值周末，学校没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专门去找他。也许是找也找不到他：萨克斯教授忙得很，也是全球飞的人。何况美国的规矩是事先约定才能登门。

哈佛也是个没有围墙的学校，历史悠久，号称还没有美国的时候，就有哈佛了。当然美国的历史是从1776年算起的，自然比不上有三四百年历史的哈佛。虽然是周末，各学院，系的大门还是开着，我们一路逛去，先后进了设计学院，法学院，哈佛燕京研究所和图书馆，到了校图书馆。也算是到这所世界名校感受了一下。

后来到了纽约。总领事馆的张宇燕博士是我国内的老友，正在那里担任领事，从事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听说我到了，和他的同事罗海云领事就找了个时间开车过来，拉我们出去逛了一大圈。到哈德森河边120街一带，先是看了南北战争时北军总司令，后来的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墓（看过后才知道南京中山陵以此为蓝本而建），百多年前的1879年，他到中国来访问过。随后我们又到旁边看了大清国李中堂大人手植的两棵树。虽然已经是四月下旬，寒雨冷风中，树木尚未回春。这里与曼哈顿中城的繁华，简直是两个世界。见不远处有巍峨的教堂。便进去参观一番。原来这个教堂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送给其母的生日礼物。这样说来，这教堂与我们还算沾得上边：LEAD（环境与发展组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成立的，至今还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笔捐赠。我们是LEAD的受培训学员。教堂里面乐团在彩排。在红尘万丈的曼哈顿，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有如此让人心情平静的音乐，实在难得。我们因为还要赶往一百多公里外的西点，所以不能久留聆听。

过哈德森河大桥到新泽西州，车在大桥上时，我们在聊明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事。那比达迦马越过好望角而找到通往东方的航路还早20年。如果明帝将派出的二万军人驻防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英国也许难把印度控制为殖民地，美国也许不会是现在这样。不同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会导致全部世界历史改写。一念之差，使中国在三百年后的晚清以来蒙受耻辱。黄仁宇教授有书名《哈德森河畔谈中国历史》，我们笑说，我们是“哈德森河上谈中国历史”。

高速公路上一百多公里很快就没了。到西点大门，因为是外交牌照的车，要登记一下，张、罗两位领事拿出外交官身份证，何、谭卫平、我三人则拿出吊在脖子上的联合国临时工作证作为身份证明登记一番，随后就开车进入了若在中国会戒备极其森严的最高军校（大概是国防大学这一级别吧）。如果是民用牌照，汽车可以长驱直入。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维持的学校，美国人一般对纳税人开放这种机构，让纳税人对钱花到哪有个大致了解。纳税人有这个权力。

我们赶得巧，正好有一队士官生在列队操练。我们赶紧抢拍了几个镜头。随后在面积非常广的校园内逛了一大圈，出去就直奔西点博物馆。已经将到关门时分，我们在最后五分钟进入，匆匆看了一个展馆。宇燕说，在另外一个馆内陈列有希特勒的金手枪，戈林元帅的权杖和匕首、马来之虎山下奉文的军刀，以及日本战败后签署的投降书。我们在将关门熄灯那一刻进去，管理员重新为我们开了灯，于是我们亲眼看见了二战的战胜国中国徐永昌，战败国日本重光葵、美津梅治郎名字签在其上的投降书原件。日本有些政客现在又蠢蠢欲动，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让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军民“进入”一下日本，把他们绑到西点去看看那份投降书，架到咱台儿庄，平型关和云南龙陵的松山来，也好让这帮脑子发热的蠢货清醒过来。

据我所知，西点军校出了两个总统，南北战争中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和二战中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二战中帮助中国抗日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和主持欧洲复兴的马歇尔将军（他一战后曾经在天津驻扎过），都是西点的毕业生。当然二战名将麦克阿瑟将军，也是西点出身。至于哈佛出身的总统，那就难算了，多得很。

到了西点，当然要买点纪念品。我买了两件汗衫，一顶棒球帽。一算帐，全是标签上的实价，没有销售税。可能是政府给军队这个非盈利机构的特殊待遇吧。纽约州任何零售交易都是加8.25%的销售税。

这次在美国呆两周，居然有机会把美国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军队院校都走马观花地看一遍，也算是个意外收获。

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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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我第三次到美国。第一次在1984年，中国刚开放改革，国力还不强。在美国市场上中国产品的地位，多半在地摊上。就象五十年代初期日本货在美国的形象一样。第二次是1997年到洛杉矶，这次是1999年，到纽约。与世界市场已经充分接轨的中国，所制造的东西，与15年前大大不一样了，大部分已经登堂入室，在大商场的货架上满满当当。

以前有相声取笑崇洋媚外的人，到国外买了印着洋码子的货回国炫耀或送人，结果被识货者看出是“中国制造”而弄得很尴尬。现在这种事情必然更多，而却不会让人尴尬：根据这两次在美国东西海岸的经验，到了美国的商场或购物中心，什么东西能吸引俺的注意力，而且价格又是俺感觉比在国内买还值，这八成是“中国制造”。这些商品多半是国内没有的款式，质量还比国内的好。实惠得很。在我们住处附近就是曼哈顿的中心时代广场，商业繁华自不必说。在“红草莓”连锁店里，我们发现有不少皮包是中国制造。其牌子、款式和价格如果到了国内，准要让讲究的小姐女士们大把掏钱。

皮包，服装等不过是简单的工业产品。复杂的工业产品也一样。我在旁边一家电器商店看见尼康傻瓜相机，有35－70的变焦，且价格也不贵，一看产地，果然是中国制造。花108美元买了一个（标价没有这么多，还要外加8.25%的销售税）。在西点军校，买了几把四美元，标有西点字样的小刀，很精致，那也是中国制造。

据美国人说，女士用的内装，凡是实惠的，几乎全部是中国制造。回头一想，在中国，谁没有尝过美式快餐，坐飞机的人有多少没有坐过波音麦道？中美贸易发展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确实只有在两个国家都感受一番，才能充分理解。不到美国，很难了解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出口达到什么样的水准。难怪在国内满腹牢骚的人，一到国外就开始爱国了。没有中国的经济能力，海外华人何来地位？人家重视你，多半是因为中国受到普遍重视。

假如中国产品一夜之间在美国市场上突然消失，货架上马上就会空空荡荡。美国人就得大大多掏钱才能享受到原来的生活水平了。如此一来，在小克因为吃莱文斯鸡而惹上一身骚时，因为实际收入不见得有多少增加的美国老百姓，对小克是否还会如此宽容，就难说了。美国舆论不是说吗，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下降，国民收入提高，所以美国人对总统是否该受弹劾很宽容。这样推理的话，中国物美价廉的出口还真帮了小克一把。

美国的物价真便宜，在纽约的新华人区法拉盛，吾友老张特意领我出入了几家彼此紧挨着的菜市场。又大又金黄的香蕉，1美元3磅（算是8.3元2.7斤，合大概3块1斤吧）。长而宽的带鱼，和青菜一样，都是1.49美金1磅（9两）。其它蔬菜，肉类的价格，多在每磅1－2美元范围之内。而在美国的月收入，至少也是在1500美元以上。暂且假定美元与人民币等价，在中国人挣千把块钱时，你身边的菜场能一块钱卖你三斤进口香蕉吗？你一块五能买到一斤好带鱼吗？青菜倒是差不多够了。难怪老张的父亲到美国探亲，大为感慨：美国佬挣钱这么多，物价却如此之便宜。用老张的话说，汽油跟水一样便宜：一瓶矿泉水一个多美金，而一升汽油也是这个价。不过我想，要是全世界都按照美国生活消费方式来过日子，地球就肯定提前完蛋。

在美国吃饭也便宜。改革开放对到欧美公干、探亲或旅游的中国人来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实际好处，就是吃饭方便了。以前为省钱兼照顾胃口，出国人常要带方便面。现在出国华人开的中餐馆到处是。至少在曼哈顿，我们住处四个方向，各走几分钟就都有中餐馆。一顿饭也就是5－8美金。因此中餐馆中外客人的生意一般都很兴隆。在联合国开会，我们吃饭常到附近东46街的李园餐馆。老板是江苏东海籍的李信先生。他1949年经上海到了台湾，后来再转到美国发展。李老板说，联合国开会紧张时，中国代表团李鹿野大使等常常到他那里匆匆吃几口就返回开会，有时还订一些饭盒带回去。因为在纽约他参加接待过江苏的领导陈焕友，也对家乡东海县有所支持，每回乡，他总会受到地方长官的热情招待。

还是再说美国的物价吧，吃饭是便宜，房子就比较贵了。除了所得税，房租多半要占收入的小一半，甚至一半。不过无论怎么说，各国竞相把自己的好产品卖给美国，哪怕便宜点也无所谓。这确实让在美国生活的人得益非浅。各国不就是因为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想多拿几个美元作为自己的国际支付手段或去偿还债务吗？如果美元失去这样一个地位，我看，美国人就难享受这便宜的进口货了。不过美国的实力地位也不是枉得的虚名。就拿眼前的曼哈顿来说，世界的财富，有相当一个百分比，集中在纽约的这个小岛上：200多条街，每条街有几十栋高低不等的楼，每座楼价值在上亿美元到数百亿美元不等。仅仅这些房地产，就值数万亿到数十万亿美元。不过很怪的是，东河一水之隔，布鲁克林和皇后区，摩天大楼就几乎绝迹了。老张有一次晚上拉我出曼哈顿兜风，沿美利坚大道（第六大道）从下城纵切曼哈顿，在东58街越过东河上的皇后大桥，开上往长岛的495号公路。过桥时，回首，曼哈顿岛上的摩天大楼与河岸一片灯火辉煌，而对岸仅有一栋高楼鹤立鸡群，上面闪亮着花旗银行的霓虹灯广告。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健康而稳定发展下去，人民币将有望成为国际可兑换的货币，并且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到那时，中国的进口也会如美国一样大大地便宜起来，让国人都享受一把便宜货的好处。中国经济一定要稳定发展，这样一种局面才有可能。前十年的改革开放，为后十年的市场导向改革奠定了基础，中国才有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在美国市场上的业绩。由此来看，进一步的改革，对于实现中国富强的目标，是关键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