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jie：
看了一遍你的西藏游记，感觉好象回到当年到西部的那些日子。

我问老先生，既然你们七十年代初就开始搞青藏铁路勘察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通火车到拉萨。
不仅是铁路，就是公路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青藏公路每年都要大修的缘故，你在后面提及公路的问题，其实不是不修，青藏高原现在还在隆起，而且不同地方隆起的速度不一样，于是头年平坦的路两三年后就变得起伏不平，又要大修了。

出了旅馆，几步逛到大十字夜市，见路边有油煎湟鱼买，尺把长的湟鱼才卖一块五一条，一人买了一条，味道还不错。
那年我在西宁也逛到大十字，也吃了油煎湟鱼，实在是很美味，还有，西宁的烤羊肉串是除新疆以外西北各地中最好的。最后在离开西宁之前，我还到餐馆吃了一条红烧无鳞湟鱼，味道十分鲜美。

早九点赶到纸坊街，乘国营公司的小巴去塔尔寺，票价3元。
当年我是在体育馆乘车的，票价2元。四年过去了，似乎并没有涨多少。

游览完毕，在寺门口看到两个成年喇嘛，刚一对焦，发现镜头中的脸竟如凶神恶煞一般，同时耳边出现了粗鲁的骂声。
我跟你有同感，在黄教六大寺中，我对塔尔寺的印象最差，首先是对塔尔寺僧人的无礼反感，记得我当时问过好多个僧人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们基本上不回答，或者作出不摆出一屑的样子，或者摆出一副凶相。

东关清真大寺。寺前正在大兴土木搞开发，从后门进了寺庙，居然不要门票，寺内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你有没有留意到大殿屋梁上有三个藏式的鎏金饰顶，有趣吧，该大寺在上世纪平回民叛乱时被毁，到1915年才重建，据说这三个金顶是塔尔寺赠送的，我想这在伊斯兰的世界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伊斯兰教非常排外。

我告诉阿福与世勋，当年红军有个英勇的娘子军，就是被马步芳的军团打败了。
这是政治斗争的悲剧，红四方面军的这两万多人完全可以到陕甘宁边区的，但为了消灭张国焘争天下的最后资本，这些其实与张国焘没什么关系的红军将士被组成西征军，发配到青海甘肃，这是典型的借刀杀人。七百年前，忽必烈将收降的南宋官兵发配远征爪哇日本，最后全军覆没，也是用了同样的计谋。

大约下午一点，抵达青海湖边。远远便眺见一丝青蓝色的带子，湖边几乎全是油菜地，油菜花的盛开季节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刚刚盛开的油菜花，只不过花的香味似乎有些淡了。
九月份去确实是有点晚了，我在七月份去，湖畔是无边无际盛开的油菜花，山上也是，如一幅幅画布一样，真可谓是如诗如画。

但蘑菇炒牦牛肉却是鲜美无比，我总感觉此生还没有吃过如此细嫩爽滑的蘑菇，那实在是不一般的鲜美。
青海湖畔有藏民在卖山边采来的磨菇，价格极为便宜，我买了两袋，拎到西宁找了家餐馆帮忙加工，可惜他们不太会做，辣子放得太多，盐也放多了，浪费了那么好的磨菇。

他讲的许多马步芳的故事我无法去考证，但关于马步芳禁毒的做法我还是比较佩服的，他说马步芳痛恨毒品，不论是贩毒还是吸毒，只要抓住，一律砍头！
马步芳禁毒确有其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初的十来年时间，颇有盛名，可惜他晚节不保，到了四十年代后期，自己也抽起大烟来。对马步芳的怀念现象也不只是青海，如山西人怀念阎惜山，广东人怀念陈济棠，广西人怀念李宗棠与白崇禧，中央集权制极易忽视地方利益，因此但凡国家遇上有乱事，出现地方割据现象，只要地方领导人注重地方利益，就会受到当地人的推崇。特别是这些地方现在今不如昔时(相对地位)，这种心态就更明显，如八十年代以前广州人说起陈济棠时都是一番好话，因为在此之前现代广州的主要建设成就都奠基于三十年代，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心态就淡化了很多，也极少人再提陈济棠了。

著名的柴达木盆地，路两边几乎见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脉，拿旅游手册一看，原来是巴颜喀拉山脉。当年初中地理书中那些枯燥的地理名词，如今在这里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这段路我没有走过，两次走的都是敦格公路，第一次是去完新疆从敦煌到格尔木，第二次是走完西藏，经格尔木到敦煌再去新疆，那段路也是极其荒凉，过了大柴旦后，整整一天十来个小时都不再见到任何民居，地面干燥的土黄色中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丛一丛的枯草，所有的叶子都是枯黄的，它们等待的是也许几年才一次的降雨，远处的山也是寸草不生，只是在山顶不时出现一小雪顶，那种荒凉的感觉，远甚于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感觉。

途中停车方便，男士们遍地开花，可苦了女士们，忍术高的可继续忍下去，实在忍不住的只好下车后跑得远远的，找一处二三十公分高的沙包或是灌木丛，背着车子的方向蹲下。
你走的这段路还好，有灌木丛与沙包，我走的那段什么也没有，真正的一马平川，每次方便，都是以车为界，男女各一边，以车为障，而且不管你方不方便，都得下车，以免有在车上偷窥之嫌。

两点钟我们就爬上了车子，但直到下午七点，汽车才驶出格尔木。
我第一次到拉萨在格尔木汽车站乘车，中午一点发车，次日傍晚七点到拉萨，第二次从拉萨乘车到格尔木，坐的是卧铺车，比第一次舒服，但时间花得多，从拉萨晚上七点出来，到第三天早上五点才到格尔木。

那四个小日本似乎没见过这么破这么脏的车，所以表现的很兴奋。
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乘坐的那辆破车，叫‘驼铃’牌，车上有两个车窗关不上，我们在寒风嗖嗖中过唐古拉山口。我的座位原在两人位上，因位子太挤，我的腿放不下，只能与别人换了个位，勉强让脚碰着地面。这车虽然差，但是一路顺风，也算是一幸。

本以为高原的落日异常美丽，没想到实际看到的与我想象中的实在相差太远。可能是高原空气稀薄的原因，光线不可能产生平原地区一样的折射，所以这里的落日与中午的太阳一样的强烈，而且还是白色的。
第一次去西藏，下午四点过昆仑山口，昆仑山口雪峰林立，十分壮观，到了次日清晨六点过唐古拉山口，唐古拉山口雨加雪，十米开外见不到景物。第二次从西藏出来，中午阳光灿烂中过的唐古拉山口，景色大不一样，至今难忘，但最难忘的是傍晚时分过风火山口，一个半小时汽车都在缓缓地爬坡，一座座山体皆是黄里透红，在夕阳的辉耀下如涂沫了一层金光，这是我在高原见到的最雄伟的日落景色。

早九点，汽车终于下了唐古拉山，来到一望无际的藏北草原羌塘大草原，穿过这千里的羌塘大草原，便能够抵达拉萨。
羌塘草原确实是风景如画！

不知转过了多少座山，前面终于看到有一片灯光，那就是夜色中的拉萨。城市的马路很宽很干净，跟内地的差不多。我瞪大了眼睛往车窗外搜寻，想找出布达拉宫，但搜寻无著，只能看见远处有一处多层的灯光，也许那就是布达拉宫。
第一次到拉萨是在傍晚，在汽车站换乘2路小巴，七拐八拐之后，雄伟的布达拉忽然跃现眼前，我当时是热泪盈眶，难以自抑。

出了八郎学的门，举目一看，心情一阵激动，因为我终于看到了布达拉宫，就象香谢里谢大街对着凯旋门一样，脚下的北京东路也正对着布达拉宫。
我想北京东路之于布达拉，更象长安街之于天安门，因为香榭里舍大街是直穿过凯旋门的。(香榭里舍好是好，但也许我将其想象得太美好了，所以当我从凯旋门沿香榭里舍大街走向协和广场时，一点也感觉不到它的壮美，在气势上还不如长安街。)

赶紧驱车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在劳动公园的水池旁，虽然光线和云彩不是很好，但我还是噼里啪啦立刻照完了一个胶卷，因为布达拉宫实在是太美丽了，一种神圣的，庄严的美丽，我恨不得把我看到的他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画面，都原封不动地用胶片记录下来。
当年我也是一样，两次都住在布达拉宫旁边，每天走过总要照好多张照片，回去冲出来发现单是布达拉宫的外景就照了不下5、6卷。


布达拉宫如同天上的宫殿，实在想象不出他竟是几百年前的人类杰作，实在为今天的建筑大师们感到悲哀！
布达拉宫建好几百年间都没有大修过，到了八十年代末政府拨巨款重修，九四年我到拉萨，布达拉宫经过五年的大修后重新开放，我正好改上布达拉宫晒大佛，自己深感到运气之好。(据说布达拉宫每50年才晒一次佛，九四年距上次晒佛只有48年，只是因为大修完庆典，所以特地提前进行)

我们下了药王山。在山脚下，阿福与世勋进了石窟看个究竟去了，我在石窟外面随便转转。
这是西藏第一个石窟，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凿建的，很有一点地位。药王山最精彩的地方是在山南，也就是在背对布达拉宫的那面，整整一面山壁刻满了几千尊大大小小的佛像，精彩之至，难以言全。但很奇怪的是极少旅游书提到这里，只有朝圣的藏民常来，我也是在第二次进藏前在香港见到一本摄影家画册，里面有一幅照片，当时下了狠心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在拉萨我先后三次去逛药王山，整座山几乎都被我爬遍了，最后在临走前一天找到这个地方。

在大昭寺的屋顶上，你可看到它那举世文明的金顶，在秋日灿烂的阳光下奕奕生辉。穿过金顶，你既可远眺布达拉宫，也可远眺连绵的雪山，更可看那展翅翱翔的雄鹰，实在让人留连忘返。
我觉得大昭寺的金顶是拉萨所有寺院金顶中最精彩的，比布达拉宫的金顶还精彩。扎寺的金顶由于新，所以颜色比大昭寺的更夺目，但是图案精美似乎略逊一畴。


打车来到拉萨城北的色拉寺。色拉寺也是依山而建，但规模比布达拉宫小多了，香火也没有大昭寺旺。都说这里附近有天葬台，但我们没能找到，
天葬台在山北面，也就是那座山的背面。

出了餐馆，几步便来到罗布林卡正门，在售票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每人30元，等我们在剪票处撕票时，发现别人手里的票价竟然是2元的，我们与管理人员论理，他们说2元的票只能逛公园，而30元的到处可以看，退票是绝对不可以的。既然不能换票，我们只能硬着头皮进去了。
才两年时间，票价涨得这么厉害，九六年通票是17.5元，公园票一样，是2元，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不到宫殿区去看一看，就不算到过罗布林卡，雪顿节期间，罗布林卡要算是拉萨最热闹的地方，有很多歌舞表演。

他们似乎很“照顾”我们，说我们可以先去别的地方，回来后门票还可以接着用。
这也许是西藏的特色，九四年进大昭寺不要门票，九六年进大昭寺要10元，我买票进去的那天寺院正好放假，几乎所有的殿堂都关了门，当我报怨时，检票员在门票背面签了名，说以后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而不用再买票。在此之前我在扎什伦布寺也遇到同样情况，因为进去的太晚，几个殿都关门了，于是看门的老僧人给我在票背面签名，等我从萨迦回日喀则后再去了一次。


说是寝宫，其实只是一栋考究的两层小楼，溶进了中西藏汉三种建筑的风格，据说是达赖自己设计的，因为他的老师是西方人。达赖在这里住了两年，便再也没回来过。
当时我走过楼梯及主房间，墙上画的都是藏式的壁画，家具摆设也是极为传统的藏式风格，忽然眼前一亮，在这古色古香的藏式建筑中竟出现了一个现代派的坐厕与浴池，回想起也颇有趣。

有一个日本哥们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在西藏遇到的西方游客比较多，我还见到从青海步行入藏的西方人。鬼子们对中国最感趣的是丝绸之路，我几次游丝路，每次都遇到不少日本游客。


天啊！羊卓雍错实在是太美了，美得让人心碎，此情此景只应天上有。我实在不敢用语言来描述她的美丽。
羊卓雍的美与纳木错的美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美，纳木错充满了雄性的野性，而羊卓雍则是女性的妩媚。

下午四点到了江孜，很远便可看见威严的宗山炮台。到了宗山炮台的脚下，才发现它与“红河谷”中的画面似乎相差很远，
江孜宗其实已经被毁，现在你所见到的是重建的东西，所以很新。

倒是白居寺里的白居塔给人印象深刻，那确实是一个建筑奇迹。
白居塔是我所见过的塔中最美的一座，里面的绘画风格与前后藏大不相同，受尼泊尔文化影响甚大，我最喜欢的是上面那几双佛的慧眼，据说这是印度教中三大神之一湿婆的眼睛。
后藏与江孜的塑像及绘画中的佛眼都是有几分弯曲，颇有女性的秀气，这与拉萨佛像几乎清一色的男性面孔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信你可以翻一翻你的照片对比一下。

从江孜到日喀则的路，显然是一条古道，路两边长满了茂密的树木，树龄看上去都在百年以上。路两边是肥沃的庄稼地，到处都是忙着收割青稞的藏民，这里是上苍赐给雪域高原的一个大粮仓。
年楚河流域与拉萨河流域是西藏两大农业基地，产量占了西藏农产物产量的大半。我经过此地时是七月，无边无际的油菜花海中夹着青稞地，黄绿相间，色调鲜艳。

首先来到强巴大佛殿，强巴大佛在藏传佛教里代表未来佛，这是我在雪域看到的最大的佛像，估计有15米高，而且雕塑极其精美，慈祥的面容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中国最大的室内铜佛像，像高22米，加上莲花座高26米。

可惜我们今天来的不是时候，无缘看到辩经的壮观场面。
辩经场面确实是很壮观，我在哲蚌寺与色拉寺都见到过，辩经时人声鼎沸，场面壮观。

这里正在进行修缮改造，有许多背水泥的藏族女孩子在院子里来回穿梭着，她们一边背着装水泥的篓子，一边愉快地自然地唱着高亢的雪域小调。
我在拉萨不止一次见过听过他们劳动时的歌声，那确实是令人难忘。

在九世班禅的灵塔殿里，我终于搞清楚了这么多狗的来历。因为这里供奉的九世班禅的相片里，几乎每一张都有一只爱犬，不是躺在他的怀里，就是蜷在他的脚下，相必扎什伦布寺里所有的良犬都是他的爱犬的后代。后来我问了当地的藏民，他们证实了我的想法。
从你这里，我也知道这个答案了！

原来扎什伦布寺跟布达拉宫一样，也是唱的空城计。
即使是班禅回日喀则，他也不住在扎寺，在扎寺对面有一座班禅行宫，他通常住在那里。

离开扎什伦布寺，顺道去日喀则宗。远远看见山坡上只有残垣断壁，比江孜的宗山炮台惨多了。
其实两者的命运差不多，只不过江孜宗已经修复，而日喀则宗没有修复而已。关于日喀则宗还有一个笑话，说是前藏修建了布达拉宫，后藏人不服气，也要修一座相似的的建筑物，于是专门派人到拉萨去看布达拉宫，派去的人用萝卜雕了一个布达拉的模型，然后赶回日喀则，工匠们便按照模型修建了日喀则宗，不料因为从拉萨到日喀则要花相当一段时间，所以回到日喀则时萝卜已经有点干了，于是修出来的日喀则宗便走了样。

下午回到亚旅馆，租了三辆自行车。
提起亚旅馆我就一肚子气，第一次到拉萨，见到很多老外骑自行车，自行车的后面都有一个‘Yak’，几番询问，终于找到这家挂牛头的亚旅馆，看门的中年藏民拦住我，问我是不是住客，我说不是，他又问我是不是香港人，我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是，是国内的游客，他说我们的车只租给房客与外国人，不租给中国人。当时我恶狠狠地在背后骂了一声狗腿子。不过我倒是在拉萨街头骑了几次三轮车，每次我租人力三轮车到某地，我都让车夫坐到后面，我亲自骑车，在三千多米的高原上蹬人力三轮，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老板娘叫德吉，藏族人，热情好客，来回穿梭着给我们倒酒和酥油茶，不知不觉我们竟喝完了两大桶青稞酒。
实话说青稞酒的味道只是一般般，酥油茶虽然味道一般，但在野外确实很实用，一来能量足，二来油抹在嘴唇上，可以防晒裂。我最喜欢的是甜茶，据说这是本世纪初英国人从印度带来的，味道很好。后来回沿海后发现‘统一’的麦香奶茶跟甜茶差不多一个味，于是便为‘统一’的利润表添了几个尾数。至今还很怀念拉萨的茶馆，一溜的长凳，喝完数碗付钱，还可以要求灌军用水壶，茶馆里藏民们一面喝茶，一面聊天，别提多写意了。在巴黎见到咖啡馆，在伦敦见到酒吧时就会想到拉萨的茶馆。

日落时分，我们终于历经艰辛，来到扎西半岛。黄昏的阳光下，我们终于看清了纳木错的真容，本来我们路上还为看到的雪峰到底哪一座是念青唐古拉主峰而争论不休，但到了湖边，当我们看到湖边群峰中挺拔而出的真正的念青唐古拉雪峰时，才意识到路上的争论是多么的无知啊！
从拉萨往纳木错，路上要经过念青唐古拉的主峰，路旁有一明显的标志牌，周围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玛尼堆，不知你们经过那里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的车子是走走停停，一路照相，所以没有错过这个地方。

船到江心的时候，船老大开始收钱，收到我时，他居然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使尽丹田之气大吼了一声“中国人！”，感觉船身都为之哆嗦。（后来听说阿福他们在船上因为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跟船家大吵了一架）
我经常遇到这种场面，因为衣着的问题，我经常被人认作是香港人而要出示身份证，对此我早已习已为常，没有什么好说的，乖乖地掏身份证就是了。

去年八月出国前回北京与亲戚话别，一日没事遛到牛街礼拜寺，大门关着，于是便想走小巷从旁门进去，在巷口看门的老头问我是不是香港人，我想如果说是国内的也许就不让进了，于是便顺口答是，他很热情地亲自陪我到旁门，门口站着一位小姐，见我过来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门票，问：‘哪里人’，天哪，老头还站在旁边，我只好硬着头皮说：‘香港人’，心里在叫苦不选，准备挨宰，结果倒是出乎意料，小姐说：‘香港已经回归，你就按国内价格购票吗。’真是峰回路转。

说到台湾同胞，我不知道阿福他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在欧洲遇见很多台湾人，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而是说他们是台湾人，我举个例子：我所在的系有个三年级的学生，是台湾来的，有一次在机房碰面，她见我用看中文信息，于是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中国来的，我反问她是不是中国人，她说她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我问你说什么话，她说她讲普通话，我说那是国语，她强调说是普通话，不是国语，又说她们有台湾话，我反驳说那是闽南话，不是台湾话，最后大家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在海外你可以感受到反华势力、台独势力的强势，中国反而似乎成了守势，因为我们自己的把炳也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不管在国内对政府的政策有多少不满，但出国后基本上都在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我们有时苦笑说国家不在乎，大使馆的人是王八蛋，我们反倒不知为何要为中国的面子而战。

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下回我们可以专门交换一下意见。

唯一真正属于历史的，是主楼周边的围墙及围墙上的壁画。他们的双眼被挖掉了，双乳被抠掉了，虽然他们是盘着腿的，但下体部位还是被掏了一个大空洞。
你去过新疆吗？新疆所有的佛教洞窟里的佛像都受到同样的待遇，这是伊斯兰教徒所为，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世俗宗教狂热。我想我们不仅是要追究文革发动者的责任，更应该检讨一下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清算个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另外出一个人，同样会有第二场、第三场文化大革命。

试想一下，如果当初那些西方强盗没有发现敦煌的话，如果八国联军没有焚烧圆明园的话，如果项羽没有一把火烧掉阿房宫的话，这些中华文明的结晶又有多大机会能逃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呢？如果人类历史真要定义千古罪人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人是首当其冲的第一个历史大罪人！相比之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确实毁掉了太多的东西，但如果拿文革与焚书坑儒相比，两者似乎不可同比。中国历史有三次毁佛运动，每次的结果都比文革更可怕，但中国都挺过来了；项羽只不过放火烧了一座阿房宫，那么又有谁去追究隋文帝拆毁南朝金陵城、朱温拆毁唐长安城；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但颐和园故宫天坛不是安然地度过了文革岁月吗！

历史毕竟是人写的，如何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是有两面性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史书上写隋炀帝，没有一句是好话，但隋炀帝就真是那么坏吗？在征服陈朝的战争中他出任统帅，在平定南方后他的行为堪称模范，他处决了陈朝几个著名的酷吏，封闭了陈朝的仓库，并严令军纪，因此战争期间并没有出现通常都会有的抢劫与杀戮；其后他出任东南总管九年，推行了合理的行政措施，打破了阻碍南方人成为隋朝臣民的许多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隔阂，国家分裂了三百年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行政上与文化上的再统一，他所作的努力与成功是不能一笔抹杀的；又如现在史书中说隋炀帝挖大运河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这完全是后人为了贬低他而编造的故事，贵为皇帝，怎样下扬州不可以，何至于要挖这条运河，大运河的开挖与经济发展有关，如果没有南北大运河，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明的兴起，唐宋盛世就无从说起。

出了国才觉得国家强大与自身的关系，我总是被人认为是日本人，或者是韩国人，他们都认为中国很穷，不可能有钱出国读书，每当别人问我是不是Japanese的时候，心里的甜酸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打从共产政权在东欧与苏联崩溃后，西方媒介对中国格外敌视，他们对中国的报道，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负面的报道，一半是真的，一半是造谣与夸大，他们总是用压制人权之类的字眼去诽谤中国。我并不觉得我的国家很完美，相反，中国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正在一步步改进，如果西方各国是为中国好而提意见的话，我想我们会接受的。我来到欧洲后所见所闻很失望，因为很多西方人对中国进行攻击时，并不是为中国好而说话，他们往往是话里有话，别有用心，恨不得中国变成俄罗斯第二。

因此，我觉得尽管毛泽东有很多错误，但他的历史功绩也还是应该肯定的，首先在大清帝国崩溃后，是共产党重新统一了国家，不然的话，西藏新疆早就脱离中国而独立，(事实上从1912年至1951年，西藏已经处于事实完全自治状态，而新疆也几次差点并入苏联)其次是在各国封锁之间自行研究出核武器，事实证明，如果手上没有核武器，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大国，说话都没人听，中国在国际上有今天的地位，首先归功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与核大国地位。

也许你觉得我的语调中颇有民族主义情调，这也是事实教育了我，八十年代我对美国民主制度非常推崇，不但是我，整一代中国年轻人都有我这样的想法，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是中国本世纪以来民间最亲美的十年，但到了九十年代，我突然发现原来对华友好的调子变了，中国从战略上的盟国变成了潜在的敌对国，种种事实都在说明，任何国家最终还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重，所谓民主与自由其实只是一片幌子，就看你怎样解释了。

十来年前还在干着各种丑恶勾当的西方国家，在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后俨然以一副人权的卫道士的面目出现。关于这个问题我就与西方的同学讨论过，我认为西方国家发展到今天，美国花了两百多年，欧洲花的时间更长，而大多数亚非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进入现代文明才几十年时间，要完成欧美在几百年里完成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让亚非国家多几年时间，你总不能期待一个小孩还未走稳就会跑步！西方国家总是推销他们的东西给东方，认为他们的是最好的，要第三世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对这点我反驳说当年鸦片也是你们推销给我们的，我们不要，你们用大炮与军舰迫使我们接受，现在你们又推销另一种东西给我们，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另一种鸦片？如果你觉得你们推荐的东西是好的话，先把俄罗斯治好再卖给中国。并不是说民主与自由不好，人权不重要，但事情有先后缓急，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走韩国东南亚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当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人民自然就会有政治上的要求，民主的制度迟早都会出现。中国有句老话叫‘欲速则不达’，我在阿姆斯特丹遇见一位新西兰华人，他说的话就很有道理：‘民主是一种很贵的侈奢品，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不要经易去享受。’

在成都双琉机场停靠时，我连脱两件毛衣。当地气温异常炎热，而且空气是那样的污浊不堪，天空中灰蒙蒙的一片。
第一次在西部旅游，走了四十天，从拉萨飞到成都，出了双流机场后，第一次见到房地产的广告，当时心情是何等复杂，因为知道自己又将回到现实，回到工作，回到商品经济盛行的沿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