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勇三教授简介：1915年生于天津，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1938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音乐研究院深造，获音乐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音乐系、中央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在研究、教育方面卓有成就，许多国内音乐教育界知名人士是出自他的门下。1981年他主持的全国性巴托克音乐研讨会引起了极大反响，对于中国人认识20世纪欧洲音乐是具有引领性作用。1986年他又创办了中国的美国音乐研究会。 今天的这篇小文是为纪念我的老师、天津音乐学院教授许勇三先生的。许先生的精神在这个纷扰的社会里面，就像一股清泉，我希望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

冬日午后的阳光显得很软弱。我独自在街上走着，从四平西道转向鞍山西道，再转向卫津路。离直播节目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决定去广播电台音乐台的休息室打发这段时光。

我的心里有一条旋律在歌唱，这是萨拉.布莱曼和盲歌手波切利唱的《告别的时刻》，而泪水却止不住地要流出来。

刚刚在总医院背后那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太平间里和我的老师许勇三先生告别。他的面容安详得和睡着了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大家（只有许先生家里的人和几位他的老朋友）都要去北仓，而我因有电台直播节目不能去，所以在抬遗体上车之前，让我先做了告别。一位老者犹如抚摸婴儿一样亲切地抚摸许先生的头和脸，对他轻声说：“我们到天家会面吧。”另一位年长的妇女见我流泪，安慰地说“他是睡了，只是睡了。”

据说《告别的时刻》首次演唱是在一场拳击比赛之后。其中有一位世界级拳击运动员特邀盲歌手波切利和萨拉.布莱曼为他的告别比赛演唱这首歌。拳击手预计那天他会赢，会来个漂亮的告别，谁知那天他输了，输得很惨。但比赛结束后歌声仍然响起在体育场里，歌声中，这位拳击手站在台上，向所有热爱他支持他的人挥手告别。人们流着泪，微笑着，为心中的英雄鼓掌。

两个星期以前有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因为太熟了，把这个点播忘了，昨天下午她提醒我才记起。昨天夜里在电脑上敲敲打打的时候，得知了许先生辞世的消息。我慌慌地叫醒了已经睡着的丈夫，他说，这一天我都觉得忐忑不安，可不知是为什么，也许就是……

为了避免和人说话，也为了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在进电台之前从一个小报亭买了本《读者》。坐下来后，胡乱地翻看着。一篇标题为《奶奶》的小文章终于让我走进了文字的世界。文中讲到一位高龄90岁的老人在操劳了一生之后，就要离开她亲爱孩子们了，面对孩子们悲痛的表情，老人告诉他们：死亡并不可怕，不过是像演出结束了离开座位往大门外走去一样，没必要留恋、回头。而下面一段话把我的心深深打动了，我把它读了两遍：

“我在这儿，很荣耀。看见你们围在我床边，满心欢喜。下一周该让孩子们给园子松土和打扫厕所，也该买衣服了。既然你们为了方便起见称之为祖奶奶的那一部分我不会在这儿督促你们了，我的另外的部分，你们称作贝特大叔、利奥、汤姆、道格拉斯等等的部分，就要接过我的这项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

老奶奶另外的部分，她的勤劳，她的慈爱，她的一切美德，都会在她的其他部分——孩子们和孩子的孩子们身上仍然保持。所以她满心欢喜。

15点整，直播节目开始了。像以往一样，我对着熟悉的话筒和熟悉的听众开始说话：“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周小静，欢迎您收听星期天的《乐林漫步》周日直播版。……”

播放的第一首乐曲是圣桑的小提琴曲《引子与回旋随想曲》。第二首就是《告别的时刻》。我很想这样说：“下面是一位女士点播的萨拉.布莱曼和盲歌手波切利唱的《告别的时刻》。我刚刚和一位我最尊敬的人、我的老师告别，这首歌也是我为老师送上的告别之歌。”但我没敢，我怕自己会哽咽。音乐响起来了，曾经那么悠扬的歌声此时竟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我还是不清楚那歌词是什么内容，但我觉得它分明就是我要说的。

我又想在歌声结束的时候这样说：“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告别，告别某一个工作过的地方，告别自己曾奋力拚搏过的地方，告别身边的人，最后，是告别生命和整个世界。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坦然地离去吗？我们能够对自己说：‘我尽力了，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满心欢喜’吗？”我还是没敢说，还是怕哽咽的声音会从话筒传出去，使听众愕然。在歌声中，我看了看墙上的表，估摸着，我的老师许勇三先生现在已经轻轻地升上天空了。

振作起精神，我用像平常一样愉快的声音说道：“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古典音乐ABC’栏目中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没有任何一位听众会知道我心中所经历的一切。

终于，我坐在了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往常觉得太远的路，今天全无感觉。在许先生门下学习、工作的种种情景浮现在眼前。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回想。书房的门紧关着，但丈夫听的莫扎特《安魂曲》还是从那边传过来。我刚一进门他就告诉我，许先生的儿媳把我们送的那束最朴素的白菊放在了先生的胸前，说让它随先生一道去。这让我觉着很感激，很安慰。

许先生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他只是音乐界的一位学者，一位作曲家，一位教师。但自从20多年前我听了他的课，就决定了我要做的事业。我是作为他的助手在毕业后留校的，跟着他的研究生班上了几年课，在自己也作了老师后仍在他门下学习了好几年。我在他倡导的巴托克研究中开始学习分析作品、撰写论文，又在他的鼓励下开始翻译、写作，但更多的是从他那里感受到了一个学者、一个老师应有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去给他拜年，他谈的都是最近的研究心得，他会兴奋地说他最近在听什么音乐作品，在读什么好书，里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观点。而每当我说起自己的一些心得时，他都会马上说：要记下来，这些闪光的思想应该珍视，不记下来过后就会忘了。在他眼里我从来不是幼稚浅薄的，这种激励引领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在他面前我也从来不敢怠惰，他的勤奋无言但有力地在督促我，而且总会引发我无尽的好奇心，让我知道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我还不懂。我和丈夫每一次拜访他之后都会感慨万千。直到近两年，他还在看书写作，只是有点遗憾：“不能坚持很长的时间，所以要抓紧每天上午精神最好的两个小时。”要知道，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

十多年前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那几年里我和四、五位青年教师一起，每周去他家上一次课，许先生总是早早地把家里各屋的椅子都搬到他的房间里，围成一圈摆好，门打开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他亲切温暖的笑容。然后，我们打开厚厚的书，开始讨论。一个上午就在愉快的时光中度过，他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总是暖暖的。

这次得知他生病住院，是在他85岁生日的前一天。我们在清晨匆匆来到医院，见到的是消瘦的但眼睛依然明亮、笑容仍然亲切如常的先生。我觉得他会好的，这就是他给我的最后印象。临走的时候我和他握了手， 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竟也是最后一次！）和老师握手，那手很暖，很轻。今天我才知道，这是他住院后最有精神的一天，从早上6点钟起床后就一直没躺下，好像在等什么人。他的女儿说，看见我们他真的非常高兴。谁知只几天之后病情就急转直下，他在痛苦中交待女儿不要麻烦我们，假如……也不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很忙。但他女儿知道，他在心里把我们看得很重，所以在昨天晚上刚刚送走老人，就打电话过来了。

按照老人的愿望，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在亲朋好友送行的鲜花和歌声中他静静地走了。

告别的时刻，我想说，敬爱的许先生，我会努力使您的一部分——敬业和爱心——在我的身上继续保持，并努力传给我的学生们。

周小静 2000年11月26日晚

米月人 (2001-03-12 14:56:00)

谢谢周老师。只能用“未语泪先流”来形容此刻......

阿萨 (2001-03-12 15:19:16)

周老师:我哭了。

路人 (2001-03-12 17:50:21)

非常感人——文章和文中人！这样的人其实在音乐圈子里很多，只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熟悉他们罢了。这使我想起这里曾经对中国音乐界某一领域学术气氛的议论，如果从渴望学术发展的角度，也许觉得它有迂腐、沉闷的地方，但是假若我们走近那些学者，或者多一些对他们的了解，就会相信那种看似无聊的争论，其实是倾注了学者巨大心血的。成就高也罢，低也罢，对所有的勤奋思维和执着钻研，我们都当予以尊重。 很高兴最近这么多音乐界专家光临这里，使ＢＨ这块园地更成了网上浮躁社会里的一片精神绿洲。

感谢周小静、周芸、陈自明等各位教授的特色栏目和精彩文章！

Lenny Shaw (2001-03-12 18:20:05)

每当想起这些可敬的长者，我的心里就暖暖的。

曾有人问一位美国老人，为什么他不懂物理学却那么敬佩爱因斯坦，老人说：“每当想到爱因斯坦教授，就觉得我不是独自一人了。”

勇敢的心 (2001-03-12 21:31:19)

两位周老师的文字确实感人！几位朋友也道出了这里所有被感动者的心声，诚如路人兄所言，“这样的人其实在音乐圈子里很多，只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熟悉他们罢了。”

曾几何时，当我们这些普通的爱乐人沉醉在西洋人演绎的西洋音乐经典之中时，我们是否曾为我们的音乐工作者们感到过无奈和不理解？这种误解曾经笼罩了我很长一段时间，而当我认识了周小静老师、周耘老师、尚怡女士、陈自明教授、路人老师并同他们成为朋友时，当我认识了老师们笔下的许勇三教授、黄飞立教授、赵一永教授并为他们的生命而感动时，当我结识了LULU、固伦这些新生代的音乐“专家”时，我终于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幼稚。。。

仔细想来，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业余爱乐人的脚下，爱乐之路虽然是由我们自己走的，但为我们引路、铺路的，不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专业工作者吗？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罢了。

记得阿萨兄曾经为某论坛中关于“专业与业余”的话题而揪心不已，我相信今天的阿萨肯定不会再为这个问题所犹豫，因为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只要付出了真心的爱，在音乐面前，我们的心灵都是平等而相通的！

Idw老师的苦心我非常理解，人生虽有限，即使我们可能干不了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够力所能及地为这个社会奉献一点爱，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就不会成为历史。

风中云 (2001-03-13 16:13:32)

看完周老师讲述的故事，我流泪了。

认认真真对待音乐，对待人生，虽未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足够让人骄傲了。能象许先生那样活着，也许就是对老人家最大的告慰了。

富馨 (2001-03-13 19:20:01)

秋风清，秋风明，

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路人 (2001-03-14 15:43:10)

痴长些年纪，“老师”不敢当！非常感慨勇敢的心如此襟怀。人与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常常是需要时间才能相互了解的，相信这种逐渐深入的了解会使“爱乐人走四方”这片田园更有生命力！

王建新 (2001-04-22 08:10:00)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许勇三先生拾零

得知许勇三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北京，是李凤云在电话中告诉我的。当时我还担心，怕不能及时赶回去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回来后看到讣告，才知我是庸人自扰了，原来，先生飘然而去，根本没打算举行我等“庸人”们很看重的什么“告别仪式”。

我与先生交往不多，印象却很深。1996年底，我开始做学报工作，偶尔去先生府上请教，捎带着约稿。每次回来都是“唏嘘不已”，叹之曰“不虚此行”。先生很关心、重视学报，希望学报的水平能够上一个台阶。他曾说：“我现在年岁大了，写东西吃力了，短小的尚可。我这里还有一篇比较有分量的论文，但条件是咱们的学报什么时候能够转成正式刊物，我就把它拿出来交给你们。”因为那时全国的音乐学院学报，作为内部刊物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当时我听了以后，脸上火辣辣的，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巨大鞭策啊！

上了年岁的人都爱谈起往事，先生也不例外。一次，他回忆起四十年代初在燕京大学教书时的情形，言语中充满向往，“那时侯的人对职称、住房看得都很淡，全身心地工作，甚至都不知道学校给自己定的是什么职称，更没有人要求什么住房条件。”我想，古之君子倡导的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这些他可能不如我背的熟了，可他却是在身体力行呢，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他还清楚地记得学校在被日本占领时所上的最后一课，说到这的时候，先生的眼里放着光芒，有些湿润润的。我的脑子里分明出现的却是法国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的《最后一课》。

《论语》里记载颜渊面对孔老夫子的道德文章，是“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我们今天形容一位好的老师时常用“高山仰止”、“循循善诱”，便源于此。我接触过的老师当中，许先生能够常常给我这样的感觉。

1998年夏天，蒙组织和同志们的错爱，我被选中为“市级优秀教师”，附骥于市总工会组织的赴南方疗养团（基本自费）。临行前，许先生叮嘱：“上海这几年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应该去感受一下。如果方便，请为我带几张苏州弹词的唱片来。”到了大上海，我只去了两个地方，一是西藏路上的音乐书店（我每次到上海必去），其余的时间便全泡在了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回到天津，我将精心挑选的几张不同流派的弹词唱片送到先生手中，他很高兴，执意塞给我钱，并喃喃地说：“我每天要听音乐，现在比较多听那些在西方音乐史上没有名气的、但他们的作品又对音乐史和音乐风 格有重大影响者。也写些东西，只是口述，用录音机录下来，再由孩子们整理。”听先生讲话时，我想到的还是《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正是先生的写照。其实，那时候先生已经有些老态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给学生上课时，闲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不知怎的就提到了生老病死。我说，在中国，人死了，如故去的是老太太，挽幛上一般会写“瑶池返驾”，如死者是位先生，可能就用“驾鹤西行”，实际上这里面都蕴涵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和深深的祝福，即使是面对死亡。另外，中国人讲究“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有这些说法，也会显得文绉绉的。有个同学问，如果是基督徒，该用什么美好的说法，我说可能是“蒙主恩召”吧。谁也不愿意去死，但“视死如归”，将死亡视为生命的圆满升华，这是何等的境界。仔细体味这几个词，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洒脱、豁达。《幼学故事琼林》中有这样一句话：“福寿康宁，故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惟智者能调，达人自玉。”我认为许先生是这样的达观之人。

院报的负责人希望我在文中能介绍一下先生的事略，很惭愧，我只知道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几十年来，桃李满天下。我在北京接触到的音乐界前辈，如缪天瑞、杨儒怀、于润洋、梁茂春等诸位先生，都会经常问起许先生的情况。许先生一生致力于西方作曲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是学术界公认的研究巴托克的专家。不过，他前些年发表于《音乐研究》上的有关昆曲音乐的文章也值得一读，这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的。1979年他翻译过该丘斯的《大型曲式学》，1984年第二次印刷的时候我买了一本，当时便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起来。书后“译者的话”中提到对冯国林、陈恩光两位老师的鸣谢，前几天在硕士生论文答辩会上，我就此问过陈恩光老师，陈老师说：“那是许先生太客气了，根本没必要。”许先生的另一本专著《攀登音乐艺术高峰的途径》，收入了数十篇论文，多真知灼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他却在“致读者”中说自己是“抛砖引玉”、“一孔之见”，将“文章奉献在青年朋友面前，诚恳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面对大学者的谦逊，我再一次“很惭愧”。

（2000年12月31日午夜于希声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