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人是不能自夸的，老祖宗几千年如一日地教导我们谦虚始终是有道理的。这不，一向海夸自己的身体象小毛驴一样棒的我，终于也有了这么卧床不起的一天。

早晨在单位的卫生所打完针以后，终于有了些精神。回到家看见四处散落的唱片和书籍，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收拾整理一番。

收拾差不多了，却突然发现竟然还有几十多张唱片无处可放，可怜地堆放在地中央。爸爸早些时候就对我说过适当的时候应该对这些东西进行一次淘汰，没理会，看来今天是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又把辛辛苦苦摆放归位的唱片、磁带全部掏了出来，坐在地上进行一审二审般地挑选。

左挑右选地审了一遍，发现自己竟然一本也没有筛出来。每一本磁带或唱片都有一段回忆，每一段回忆又都让人无法割舍。于是放弃了淘汰的念头，把磁带和唱片搬到床上、放到写字台上和地上，准备一本一本地欣赏，一段一段的追忆。

奶奶有七个儿女，四个姑姑中有三个做过文艺工作，至今，大姑仍然在文艺线上战斗着。爸爸自然也没有被那些所谓的音乐细胞遗忘，吹、拉、弹唱样样通，虽说听起来总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记得小时候，每天吃过晚饭，爸爸就带着我们全家把他的那几个“兄弟”搬到楼下或是挪到阳台上开始一番表演。弟弟通常是伴唱的角色，我呢，就是那个伴“武”的，妈妈偶尔也会露一手，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是给那些观众端个茶倒个水的。爸爸每晚的保留曲目是二胡拉的《十里埋伏》、《二泉映月》、《江河水》，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爸爸从来不听这三首曲子，而且每次回来的时候也不许我听。每次表演到激情难耐的时候，爸爸总会唱他那首自编的歌：“兄弟哇，没有你们我可怎么活，寂寞难耐的日子，你们是我全部的希望”。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左邻右舍的观众总是笑得又是叫又是跺脚或是跟着一起乱叫一气的，场面热闹得厉害。

后来，改革大潮席卷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爸爸也毅然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工作，跟着大家赶潮，而且还利用工作之便游遍了大江南北并且总是在每次出门回家的路上顺手牵羊般地带回一本又一本的磁带和CD。

记得爸爸第一次进京带回了两台卡式录音机和一堆磁带。那些磁带大部分是空白带，我问爸，爸傻呵呵的笑着说：“傻丫头，不能让磁带听坏了，这个东西可以录，一个机子放，一个机子录。然后听录的那个，真的呢，就放起来，等这个录的听坏了，再用这真的重新录。你跟你弟用一个录音机，我跟你妈用一个，省得打仗”。可是一直到现在，那几本磁带也没有被听坏，到是那两台录音机不知丢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听着那几本录着每晚全家表演时的音乐，听着弟弟狮子吼一般的伴唱，真庆幸那时没有摄像机，不然一定会被时不时地拿出来做大家回忆取乐的资料了。

我常常对朋友说，是音乐改变并决定了我至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朋友总会回笑我说：“你又不是搞音乐的，说的那么玄”。可是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个这么痴迷音乐的老爸，如果我象弟弟一样，虽然有一个痴迷音乐的老爸，可自己也不为所动的话，很有可能现在的我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80年代，张明敏的那首《我的中国心》让爸爸爱不释耳，也让我热血沸腾。随后的《十五的月亮》、《望星空》、《血染的风彩》更是唱得爸爸激情四溢，每天扯着脖子叫唤，更唱得我恨不得放一放血才能平息过速的心跳和奔腾不止的热血。那阵子，我总是问爸爸：“我怎么样才可以爱国？我当兵行不行？我也去猫耳洞好不好”？爸爸也总是回答我说：“如果去了猫耳洞，你就得当兵，如果当兵了，那你当然就得爱国，不爱国的人不能当兵。不过你还小，部队不要，在大些，再大些我就让你姑夫接你去部队，如果那时还打仗，我就送你到猫耳洞。”

于是我就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着自己快些长大。终于有一天，姑夫打来电话问我：凌子还想不想当兵了？

放下电话的第二天，爸爸就带着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第三天，爸爸领着我的手，带我去北京转了一圈，买了一个比我矮不了多少的皮箱，买了一台可以自动翻带的录音机并且带着十几本他精挑细选取的磁带回了家。

临去哈尔滨的那天晚上，爸爸在妈妈给我收拾皮箱的当，把他那众多兄弟之一的箫放到了皮箱里。我对爸爸说：“给我带那东西干啥，我又吹不成调调。”爸说，“当兵了就是大人了，大人就得有大人的模样，想家了，也不能往家跑，实在想得不行了，你就吹几声，全当是跟我聊天了”。于是第二天早晨带着爸爸的兄弟上路了。后来，这只箫在我跟班长“比武”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打电话说给爸爸，爸爸还生了好阵子的气呢。

当兵了，用爸爸的话说就是“爱国了”。可终于还是没有去成猫耳洞。

由于姑姑的阻挠，我没有到基层锻炼，留在了姑夫的身边。虽然那时总是为没有象别的当兵的一样吃苦锻炼，可总也是有些好处的。知道我会吹几声箫，会弹两下琴以后，我被调到了政治处电影组，顺便帮着做些文艺宣传工作，并且可以因为工作到姑姑的单位进行所谓的学习。于是隔三差五的，我总是会到姑姑的单位进行学习，时不时地跟着五姨调调嗓子，来一段“整归鞭行不尽天山万里，见黄沙和边草一样低迷。又听得马萧萧悲风动地，虽然是行路难，却幸生归。悔当日生胡儿不能捐弃，到如今一步一步远足重难移。从此后隔生死永无消息，反教我对穹庐无限依依。”

每到周末跟爸爸通电话时，总会顺便给爸爸来那么几嗓子，听得爸爸咂舌之余却也不无妒忌地数落着我的毛病和错处。

虽然与大多数兵比起来我还算蛮自由的，可是心底深处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说不上来。可总是觉得部队数年如一日地生活方式和束手束脚洗脑子地教育方式叫人有种说不出的失望和难过。偶尔对爸爸说起心里想的，爸爸就常劝慰着：人活着总是在选择、放弃和失望之中游走的。理想实现了，会失望于与心中的距离甚大；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又会失望于造化弄人。所以应该学着随遇而安，顺天意，尽人力是必须的。

于是，咬着牙，尽着人力、顺着天意。没想到，这一尽一顺转眼十几年就过去了。

记得有一天，跟王姨调嗓子的时候，大姑进屋对我说爸爸来电话有事要跟我说。到了姑姑的办公室拿起电话就听电话那端的爸爸神秘兮兮地声音：“凌子，我发现宝贝了，明天中午就到哈尔滨给你听。”无论怎么追问，爸爸总是不肯吐露半点信息，只是不停地说是好东西，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话。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到了车站等着爸爸。看着爸爸贼兮兮傻笑着走出检票口，我竟然有种“天啊，老爸一定做尽坏事又好运得没被人发现”的感觉。

在车上爸爸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包，掏出了一个扁扁的东西和三张扁扁的盒子。现在知道那东西叫CD机，那个盒子里装的是CD，CD里面藏着一种能灌醉人的音乐。

那三本CD分别是西崎崇子、艾斯坦演奏，林克昌指挥名古屋爱乐、奥曼地指挥费城管弦乐团的梁祝和黄河；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的贝五；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的柴五。平时在家常听爸爸拉、弹梁祝和黄河，不过听完这张ＣＤ以后，我记得我对爸爸说过这么一句话：“老爸，你以前给我拉的、弹的走味了。”

柴五听着很好听，可是没多大感觉。到是贝五，着着实实地将我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地来了一次大换血。从那以后，我很少再去姑姑的单位进行学习了。我对自己说，我得好好想想，我得换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常听听音乐的人说受到了震撼，受到了感动。我真的很想追问他们震撼在什么地方，感动到了哪里。记得第一次听贝五时我就仿佛被什么敲了似的，不是轻轻地敲，而是重重的、令人有种玄晕并眼冒金星般地锤击着的感觉。不是敲在了心里或是脑袋上，而是敲在了我的另一组成部分——精神上。心敲碎了，随便缝逢补补，对付一下还可以用；脑袋敲烂了，最多以后不思不想罢了。可是精神敲碎了，如果你不能有凤凰重生的本事，那你就永远是一个只会吃、喝、拉、撒、睡的木乃伊。因为有音乐，因为有贝多芬，于是我选择了学着凤凰一样地重生。可是我没想到重生的这一过程竟然如此的艰难，如此地痛苦。其他人也就罢了，连一向走得很近的爸爸也与所有为我着想、爱我爱到恨不得将我变成手中的木偶的那些人站到了一起，使我至今仍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中。唯一支撑着我的除了贝多芬和杰克伦敦，竟然再也录不到一双支援的手和疼爱的眼。

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可我恨自己的软弱和任人摆布。可是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因为我知道，在命运敲你窗的时候，你一定要勇敢地牵起命运的衣襟，同他一起上路。因为命运不会第二次再敲你的窗。

因为爸妈身体不好，于是在外游荡了近十年的我又回到了生长的小城镇，用爸爸的话说算是叶落归根吧。人离家近了，心却再也无法贴近，全是因为忙着工作的爸爸再也抽不出时间听音乐、抚摸他的兄弟了。又由于九五年家乡发大水，爸爸只顾着抢着那些书和一些可以换成钞票的“条子”，那些磁带全军生覆没，ＣＤ也丢盔御甲的所剩无几了。生我养我的城市变得让人惊讶，爸爸的改变叫人心痛。心情沮丧的时候我总是后悔自己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新的单位将我视为异类，因为我听“高雅”音乐，人一定很“清高”、“冷傲”。想想真让人哭笑不得，曲曲一个爱好，竟然也会变成被排挤的理由。回到了亲人身边，却常常让我有一种举目无亲的沧凉之感，所幸那些自始至终不离不弃的音乐还一直痴心不改地与我同行，总算是个安慰。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象爸爸一样放弃音乐，我不敢问自己可以坚持多久。我怕自己有一天变成聋子，因为我不会贝多芬的那般本事，也没有象音乐工作者拿起谱子可以当成音乐看的能耐。每天清早起来，我都会给自己的耳朵按摩一阵子，因为一天下来，那讨厌的耳机总会弄得我耳鸣不止。我祈盼着这一年快些过去，因为一到年底，我就会放自己飞，给自己自由。我想去一个没有人讥笑我“高雅人士”的地方，随心所欲地听着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不想象现在的爸爸一样一身的疲惫一脸一绝望，听到我放《二泉》时对我乱吼乱叫。

失去了精神依托的人真让人害怕。我希望我是一个引不起人注意的透明人，而不是象爸爸一样活在绝望地空间里或是同事们口中的“高雅人士”。

我现在常跟同事一起唱卡拉ＯＫ，唱那首都是你的错的时候，我总是听见自己在心底深处绝望地叫着“都是音乐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