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台湾《乐览》约稿，发表在《乐览》2002年5月号

（一）

1997年夏，旅居加拿大的挚友黄安伦从多伦多回北京度假，北京音乐厅经理钱程安排安伦和我，在音乐厅共同主讲一场音乐讲座，内容是谈我们各自的音乐创作。

我和安伦是从不同的路径踏上音乐艺术之途的，但是我们在演讲中却提到了一位共同的引路人——郑小瑛。

安伦在演讲中，谈到了他的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歌剧《护花神》和钢琴协奏曲的的创作过程。他指着坐在观众席的郑小瑛说，这些作品当时都是在“大妈”的帮助下完成的，又是由“大妈”指挥首演的——安伦从小生活在音乐学院大院，他的父亲黄飞立与郑小瑛同在指挥系工作，于是，“大妈”就成了黄安伦对郑小瑛的尊称。

在我演讲时，谈到了少年时代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红领巾管弦乐团”(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前身)的经历。从1958年起，我在这个中学生乐团演奏长笛。郑小瑛在1960年赴莫斯科留学之前，一直担任这个乐团的指挥。在她和后来的徐新老师的指挥棒下，我参加了从海顿到肖斯塔科维奇几十部交响音乐作品的排练和演出，为我日后从事管弦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感性基础。

郑老师指挥我们排练莫扎特、比才、肖斯塔科维奇作品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位高个子、高颧骨、大眼睛、棕色面庞的郑老师，在演出时总是穿一身黑丝绒连衣裙，胸前别一朵艳丽的红花，指挥动作潇洒利落，像是在跳西班牙的弗拉门哥舞，我们乐队的一些小男生背地称她是“吉普赛女郎”。

（二）

1998年，她决定组建厦门爱乐乐团，她在这个由政府扶持，实行总监负责制的职业交响乐团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赴任前，她在北京家中对我谈了她的设想。我知道她的祖籍在福建，以为这不过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落叶归根”。

去年冬天的一天晚上，郑小瑛从厦门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厦门爱乐乐团在北京的音乐会，其中演奏了我的《炎黄风情》和刘湲的《土楼回想》。

看了有关《土楼回响》的资料，我才知道，郑老师原是一位客家女。

她的祖先是从河南迁徙到闽西永定石祭村山区的，父亲郑维是1916年考上第二批庚子赔款的公费留美学生，他是当时第一批从永定大山走出国门求学西方的客家子弟。郑老师的父亲和伯父在美国留学时，将假期打工挣来的钱为家族盖了一座而楼上有阳台的“小洋楼”——振声楼，后来又在石柱门框上镌刻着一副对联——一门双博士，两代五医生。2000年1月，郑小瑛姐妹朝拜祖上故居土楼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邀请曾在闽西生活过的作曲家刘湲，以客家历史为素材，创作了这部颂扬客家精神的《土楼回想》。

我终于把这位飒爽英姿走遍世界，熟练掌握英语俄语，在亚洲、北美、西欧、北欧、澳洲多次成功指挥歌剧和交响音乐会，并在国内做音乐知识讲座近千次，直接听众达20多万人，为国家教育电视台录制了30集《乐海导游》专题片的女指挥家，同闽西山区封闭的土楼，同头戴斗笠的客家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了。

（三）

1990年，我计划写一组以汉族民歌为主题的管弦乐曲，在正式动笔前，先写了8首室内乐和小型乐队曲作为尝试。郑小瑛来天津，我把总谱给了她，她回到北京马上就在尚未正式成立的“爱乐女”

室内乐团排练演出。第二年，我完成了《炎黄风情》全部24首管弦乐曲。1992年，郑小瑛就分别在“爱乐女”室内乐团成立音乐会上和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音乐会上，指挥该团演出了这部组曲。同年9月，她又率该团赴柏林、法兰克福、巴黎、万塞、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演出包括《炎黄风情》选曲在内的中外器乐作品。此后，我的这一组音乐小品成为“爱乐女”室内乐团的保留曲目，先后由郑小瑛指挥演出选曲达200余场。1993年起，郑小瑛陆续在北京、深圳、沈阳、济南、青岛、厦门等地的新年音乐会上指挥当地乐团演出《炎黄风情》选曲。

郑小瑛的演出激情洋溢，活泼俏皮，除了几乎每场都要亲自做一番连说带唱的“乐曲解说”外，有时还放下指挥棒，抄起打击乐器在指挥台上手舞足蹈地参加合奏。特别是在《夫妻逗趣》中边打小锣边指挥的情景，出其不意，令人难忘。

1995年，她在北京组建由百名女性组成的《爱乐女》交响乐团，约同台湾女指挥家张培豫，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挥动手臂，展现心灵。在筹备过程中，我正在台湾省交担任作曲研习营教授。郑老师打电话到台湾，请我帮助物色两位“女小号”，我请台湾的小号老师帮忙在他们的女弟子中挑选，使两位年轻的女号手顺利到北京参加了这次世界盛会。

郑小瑛吉人天象，多次逢凶化吉。1993年，她在家中意外中煤气，被邻居及时发现，大难不死。1997年，她又突患癌症。当她打电话通知我的时候，她的乐观与自信使我大为惊讶。果然，不久后，她居然神话般地又告诉我痊愈出院的消息。

1998年5月，战胜癌魔的郑小瑛神采依旧地飞往东北欧，在塔林东方艺术节上指挥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演出了我的《炎黄风情》选曲。

原载《乐览》第35期 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