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喀什十二医院张主任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正在大连开一个骨科学术会议，等会议结束之后，他想专程来北京看看我，看看我双腿的恢复情况，然后再从北京回新疆去。对我来说，这可真是从天而降的喜讯！

张主任和他小女儿那天是从保定坐车过来的，是他曾救治过的一位河北老板派专车将他直接送到北京来的。当张主任站在柳芳南里的马路对面，看着我兴冲冲地横穿过马路，迈着坚毅的步伐，大步流星向他走来时，他顿时露出了惊喜万分的笑容，吃惊的眼神似乎都有点不感相信眼前所见的一切。而等我终于轻松地走到他身边后，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张主任更是激动得不得了：“哎呀呀，你恢复得真是太好了！远比我能估计到的最好的结果更来得好！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当天中午，我带张主任他们首先去了崇文门附近的利群烤鸭店，用别具风味的四合院果木烤鸭为张主任接风洗尘。第二天，邓政委特地给派了专车，我又全天陪着张主任和他女儿逛了以前来北京时没看过的圆明园和颐和园，跟着他们在两个大园子里各走了一大圈，圆明园从清华西门一直走到大水法残垣，颐和园则从东门一直步行到十七孔桥，既让他们看够了风景，我也跟着锻炼了双腿，同时也让张主任切实地感受到了他手术成功的莫大喜悦。

从圆明园、颐和园归来的晚上，政治部孙主任隆重设宴，盛情款待我这位来自边疆的救命恩人。获悉张主任酒量不错，孙主任特地要来了国酒茅台，以最高的规格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

除了孙主任、邓政委，当碗出席宴会的还有我们室里的两位主任、门诊部的林主任。办公室的周主任因为已经转业到地方，邓政委说她一时也没能联系到周主任。然而奇怪的是，刚刚酒过三旬，周主任竟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更惊奇的是，他身后拉着的居然是新疆乌鲁木齐办事处的马主任！周主任介绍说，马主任这次也是来北京出差，今天晚上刚到的北京。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了，参与我救治工作的这几位当事人，竟出人意料地在这一个晚上同时相聚在北京！

坐在身边的林主任偷偷地反复告诉我，张主任是海量，我们在座的几位领导谁也喝不过他，林主任让我一定要多多主动地给张主任敬酒，一定要让他今晚喝痛快了。喝酒对我来说，本来就不是什么为难之事，何况今天喝的又是茅台，敬的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这还有什么说的？于是我频频地过去给张主任请酒，让他痛痛快快地跟着我们喝下了整整三瓶茅台。

酒熟耳酣之际，张主任激动而又感慨地对我们在座的说了几句心里话：“首先感谢你们今天对我的盛情款待，我和我的女儿内心感到特别的温暖。作为边疆的一名老军人，这次来到首都北京，能得到你们在座各位的热情照顾，是非常令我感到欣慰的。小张这次手术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恢复得这么好，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是他的心理素质好，自始至终，他的精神状态一直都很好。第二是他的身体素质好，受了这么大的伤，经过那么多的变故，他的身体居然都扛住了，两条腿的手术之所以能一次完成，正是靠的他过硬的体质，说实在的，当时我为他主刀，都替他悬着一颗心。第三，才是我们接下来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做到了，并且做好了。”张主任的这几句心里话，听得在座的各位领导连连点头。虽然我的酒也喝了不少，但张主任说的每一个字，我都给铭记到了心灵深处。

因为张主任急着要赶回喀什工作去，在他抵达北京的当天，就已经定下了后天上午回新疆的火车票。从颐和园回来的下午，张主任曾顺道去我家，详细地看了我回北京后拍的片子，遗憾的是，我那些片子，最近的几张依然是春节前拍摄的，后来一直就没再拍片复查过，所以，张主任希望我能在他临走之前，再拍一下片子，让他看一眼骨头最新的状况。于是，在张主任即将离开北京的这天，一早我就赶到了离我家不远处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到它下属的东直门骨伤科医院挂了个号，拍了几张片子。等终于拿到片子匆匆地赶到单位大院时，邓政委正在招待所门口给张主任他们送行。

等一道爬上了送站的车子，我将新拍的片子递给了张主任，于是张主任就着车子行进中透射进来的光线，给我做起了精心的复查。仔细地比较着新老片子看了半天，张主任欣慰地笑了，说新拍的照片显示，两条腿的骨头都长得很好，骨肌炎现象几乎已看不到了，左腿的那个缺口也已经长上了，只是这小部分骨头的密实度还没完全恢复。看完片子，张主任帮我估算了一下日子，初步给我确定了取内固定的手术日期，他说为了让左腿那个小缺口长得更结实一点，可以将手术安排在十二月份，这样多于一年、少于一年半，基本上还在髓内针固定术规定的最佳取针时间周期内。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也没什么东西好送给张主任，北京的那些土特产我都没什么兴趣。考虑再三，终于将自己的一副24寸的装裱照片送给了张主任，那照片中的场景，是我心中最美的羊卓雍错。临别时，张主任欣喜万分地收下了我这幅特殊的礼物。

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上，我还跟张主任约好了，明年的秋天，我一定会亲自去喀什感谢所有的恩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