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新疆航9601次航班正午时分正点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当热情的机组人员小心地将我抬出机舱之际，首都机场的工作人员已经推着轮椅恭候在舱门外。单位的几位朋友和同事，也早已等候在出站口，当咏政、贺工、小刘他们看到两个多月前还是活蹦乱跳的粗壮汉子，如今已被折磨成轮椅代步，笑容中丝毫掩盖不住眼神中的忧伤和同情。而我在见到他们的那一刻，脸上虽然同样挂着平静的笑容，但内心的重生感却是异常的强烈。

其实早在喀什的时候，关于是回北京疗养、还是回江苏老家休养，我曾跟单位领导和弟弟有过一番颇费周折的交流。弟弟一心希望我能回老家去，他说父母双亲能给予我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最周到的照顾。而单位领导孙主任他们起先一直考虑着在北京为我找一家正规的康复中心，他们希望我能在专家的指导下顺利而快速地恢复，然而当最后落实具体的康复中心时，他们却遇到了困难，似乎北京很难找到一家适合我的康复中心，最后没办法了，他们也只好希望我能回江苏老家去休养。而我自己，内心依然坚守着一条根本原则：千万不能让父母双亲见到我坐轮椅的模样，只能让他们、也必须让他们见到我再次行走的样子，哪怕是拄着拐杖。所以，不管弟弟和单位领导的意见如何，我是铁了心要回北京的。

我也知道，弟弟和单位领导之所以希望我回江苏老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目前依然过着单身生活，他们担心我在北京无法得到周到的照顾，关于这个问题，我给他们的解释是，我可以临时在家里雇一个全职的护工，要是这样还不能令他们放心，我还可以找我的三姐夫来北京帮忙。我的这位三姐夫，经常来北京和内蒙这里跑锅炉配件的供销，在北京的时候，经常住我这里，而秋冬季节基本是他们联系项目的清闲时期，这样我就可以请他在北京多住一段时间，顺便照顾一下我。当我把电话从喀什打给江苏老家的三姐和三姐夫，将自己目前的情况告诉他们时，震惊之余，三姐夫二话没说，当即同意来北京照顾我一两个月，三姐也跟我保证，她一定会继续给我保密。在得知三姐夫将来北京照顾我后，弟弟和单位领导终于同意让我回北京疗养康复，毕竟北京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医院比较多，在我的康复过程中能够给我提供最科学的咨询和帮助，如果回老家，这一点很可能就得不到保证了。

在我和弟弟回到北京的当天，三姐夫也从内蒙出完差来到了北京，因为他是夜班火车早晨到的，我们没有让姐夫来机场接我。当我们的面包车终于驶进东直门内，姐夫已经在北小街等候多时了。在草原胡同里费劲地下了车，坐上了从单位门诊部借来的轮椅，推着没走几步远，姐夫便协同几位朋友和同事，开始吃力地将我连人带椅从一楼托举到了顶层五楼，结果狭窄的楼梯过道把大伙都给蹭了一身泥灰。等终于进了家门，当大伙把我安然地平放到客厅的沙发上时，他们几个都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而又气喘吁吁。

谢别了单位的朋友和同事，弟弟和姐夫稍事休息，就出门采购去了，他俩不仅买回了大量的食品，弟弟还特别为我买了一对哑铃，他希望我在练腿的同时，也能多练练上肢。回家后的第一顿饭，是姐夫独自下厨做的，因为他平时在家里很少做饭，盐的用量没能掌握好，结果让我实实在在地享受了一顿“忆苦思甜”的饭菜。当晚，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弟弟和姐夫满足了我一个期盼了五十天的愿望，他们设法将我抱进了卫生间，让我坐着洗了一个痛痛快快的淋浴。

在喀什十二医院的日子里，我的身子骨已经习惯了海绵床垫的舒软，而我家卧室里的席梦思属于比较硬的那种，一躺上去，便觉着浑身上下咯硬得难受，没办法，只好又躺回到客厅的沙发上，看来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也只能暂时把沙发当床了。结果，回到家的第一晚，弟弟睡卧室，姐夫依旧睡在书房里，而我则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陪着身边的“左山右水”度过了第一个平静而又舒坦的夜晚。

回到家的第二天，周小静老师便率领ECHO、余超、韩韩、伊青大姐这几位天津的朋友，在第一时间赶到北京探望我来了。一见面，大伙都说我瘦多了，不过精神风貌看起来还算不错。接着，他们几个围坐在地板上，惊异地看着我手术前后拍摄的“恐怖片”，听我平静地叙述起那段“恐怖”的经历。等听完我的故事梗概，周老师也给我们讲述了她儿子不久前在合肥科大发生的一段惊险遭遇，说她的宝贝儿子因为夜里骑车摔了，差一点点就要做颈椎牵引，所幸的是，他的儿子也是命大，躲过了这一劫。考虑问题一向完美周到的ECHO，一直沉默不语着，我估计她还在为我协议的草率签定而担忧着，担心着将来万一站不起来或是残疾了，我又该怎么办。温柔善良的伊青大姐，印象中她一直是笑口常开的，此时却丝毫掩藏不住她内心的忧虑，一直眉头紧锁着，似乎总不愿相信她眼前所见的现实。而韩韩和余超这两位老兄，不愧是男子汉大丈夫，似乎根本就没把我的受伤当一回事，依旧大大咧咧地乐呵个不停。考虑到我是刚回到北京休养，而且行动不便，这几位天津的朋友虽然有很多话想跟我聊，虽然我自己也有很多心里话想跟他们诉说，但善解人意的他们却没有在我家里多做停留，不久便匆匆地离开了。

第三天，北京的几位知道消息的朋友也赶过来探望了，PETER、LENNY、GL他们是从KZ那里获悉我受伤的消息的，而KZ也是前些日子刚刚路过天津时，从周老师她们那里意外得知的。知道我暂时还得保密这件事，他们哥几个也就没敢再转告其他的朋友。于是，兄弟几个又围坐在我独霸的沙发边，听我平静地叙述起那段“恐怖”的经历。只是这一次，我没敢再拿出“恐怖片”吓唬他们几个，其实昨天也是周老师、余超他们自己提出来要看片子，否则我是不会主动让他们“触目惊心”的。

第四天，单位里最要好的四位朋友也来了，在来我家之前，咏政两口子和康军两口子专程跑了一趟超市，除了给我买了一大堆黑鱼、猪手之类的补骨特效食品外，还帮我买了吸收效果最好的钙片。东萍还特别给我传授了一道催骨速生菜谱—“花生米炖猪手”，说这道菜是单位的一位对我很关心的老同志特地让她转告给我的。照例，我又笑着给这几位老朋友简述了一遍车祸受伤与治疗的经过，这次也没敢让他们看那几张X光片。本想请这几位老朋友在我家吃了饭再走，他们却干脆地跟我许下诺言：“还是等你能走路了，我们再出门设宴，正式为你接风洗尘吧！”

三天里前后讲了三次受伤经过，说得我嗓子都有点哑了，弟弟事后在一旁打趣说，早知道每天都得讲一遍同样的内容，他第一天就应该给我完整地录像下来，以后不管谁过来探望，只要放一遍录象就成了。

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下午，弟弟也要回南京去了，在北京的这几天短暂的日子里，弟弟已经将照顾我的一些细节问题都传达给了姐夫，他欣慰地看到了我平静而又安顿的休养生活，有了姐夫的精心照顾，弟弟也算是彻底放心了。临行前，弟弟希望我能督促单位门诊部，尽快为我安排复诊，以确定手术是否做得成功、恢复得是否顺利、何时可以下地走路。

国庆长假后的头几个工作日，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开始一拨接一拨地赶来我家探望、慰问。

邓政委陪同着政治部的孙庆禄主任来了，看到我目前恢复得很是不错，双腿在沙发床上已经活动自如，孙主任非常高兴。等看完我的X光片子，又听我简单地讲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后，孙主任随即也给我透露了当初发生在北京的一些紧张的故事，并告诉我，这事目前依然一直满着上面没有汇报，只要我最后能彻底恢复得好了，这次事故就算是平静地过去了，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大家伙都不会受到影响。看来，不光是为了我自己，同时也为了对得起单位和领导，我一点退却的理由都没有，必须只争朝夕地将双腿尽快恢复行走功能。

室里的两位主任也来了。杨主任说他那天晚上第一次听到我出车祸的消息时，真是吓坏了，因为别人告诉他，说我的两条腿在车祸中没了，他痛心地以为我下半辈子可能都得在轮椅上度过了，而等今天终于再次见到我时，他依然是惊奇不已，诧异于我的双腿都怎么没有打石膏，神情模样看起来似乎就跟没发生过车祸一样。年轻的于副主任则在一旁轻松自如地看着我的X光片子，等看完片子，他竟笑着对我说：“赶紧养好伤，等你恢复好了，我们再一道打网球去！”

组长带着组里的同事们也浩浩荡荡地过来了。能跟这些朝夕相处过的战友们再次相见，本身就已是生命的恩赐。一向快言快语的樊师姐一见面就跟我打趣起来：“天啦，这回你可终于瘦下来了！”等听完了我的历险故事，一向得理不饶人的樊师姐继续发起进攻：“这下你总算是有了一件能让我佩服的事！”（几个月后，在组里一次例行的“表扬与自我表扬”会上，樊师姐再次重点表扬了我“顽强的生命意志力”。）

周耘老师和她爱人李云老师在意外得知我受伤的消息后，夫妇二人不久也赶到我家探望来了，跟他们同来的除了Fryderyk老弟外，还有周老师的一个女学生。周老师、李老师他们特别夸张，居然给我拎来了一大口袋积水潭医院出的钙粉，足足有三四十包，周老师说这种钙粉的补钙效果是最好的，让我每天早中晚各吃一勺，我粗略算了一下，即使照这种吃法，这么多包钙粉两年都吃不完。跟周老师他们一道过来的那位女孩子，是学小提琴的，当晚她把琴也带到了我家，当场即兴着给我们拉了好多动人的曲子，特别是当她得知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是我的最爱时，她竟二话不说，抡起弓子就把第一乐章开头的独奏部分给我们充满激情地演绎了一段，激昂动人的旋律过后，这位女孩子告诉我，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正是她的最爱，以前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都要拉几遍，现在后面的部分有点手生了，要不她会把所有的独奏部分都给我拉一遍。可惜我家里没有钢琴，否则周老师和Fryderyk老弟肯定也会给我来上几段美妙的音乐瞬间。。那个夜晚，也是我车祸后第一次听到我所钟爱的古典音乐，而且居然听的是真正的琴声、真正的堂音，感谢上苍！

当上面这些朋友、同事、领导，以及其他许多不及提述的朋友们过来探望我的时候，大家伙几乎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同一种感慨和祝福，那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这本身就已经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