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叶城回到喀什的那天，张主任居然也提前休完假，从甘肃赶回到喀什，当晚他就穿着便装来到了我的病房，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惊喜。而我同样地，也用出色的功能恢复给了他更大的惊喜。我试探着问询了张主任，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下地练习走路。见我似乎有点着急，张主任慈祥地笑了起来，说他刚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去办公室看我最新的几张片子，不过他也认为，我的骨头碎得实在太厉害，为安全起见，还是晚一点下地行走比较妥当。同时，张主任还谦虚地告诉我，由于我这种先进而昂贵的髓内针固定法是他们科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目前还没有什么临床上的经验，所以他建议我回北京后，尽快去301医院、积水潭医院这些全国有名的骨科医院检查一下，他们那里相应的临床经验要丰富得多，可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刘副主任一早便去帮我结完了全部住院的费用，当他给我送来发票不久，张主任也匆匆地给我拿过来另一张重要的发票，这后一张将近八千元的发票，正是我手术采用的两根髓内针的购货单据。张主任和蔼地告诉我：“这个器械没有经过医院的医药器材科，是我们科里直接帮你买的，厂家给我们多少价，我们就给你多少价，我们一分钱中间费都没要你的。”面对张主任的热情坦诚，我再次被感动得无言以对。（一年后我才明白，在北京的医院里，光这两套国产器械，三万块钱可能都打不住。）

虽然住院费用都已结清了，但葛医生依然没敢给我停止输液，上午、下午护士们还得费劲地帮我寻找可以扎针的血管，特效化淤的红花油还得继续用着，葛医生说了，淤血太多，这药得一直输到我离开十二医院为止。

十月二号，弟弟再次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喀什，他是早班飞机从南京出发的，当天赶到喀什时，已经是傍晚落日时分。本来我跟弟弟说，我们单位可能要派人来喀什接我回北京，弟弟说那样的话，他就带上弟妹一道去北京，在北京等我回来。后来听说我们单位派人比较困难，弟弟便果断地决定还是亲自来喀什接我回北京，说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觉着塌实放心。

细心的弟妹把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到，她特地选购了很多手包、化妆品一类的女士用品，让弟弟带到喀什来，私下里赠送给那些曾精心照料过我的白衣天使们，只是为了聊以表达对她们的感激之情。不仅如此，三日中午，弟弟还专门在喀什城里摆了筵席，盛情款待外二科的医生和护士们，感谢他们四十四天来对我的热情照顾，令人庆幸的是，因为正值国庆长假，外二科几乎所有在家休息的大夫和护士们都非常高兴地去捧了场。

当弟弟买好了三号晚上回乌鲁木齐的飞机票后，我立即给曹院长家里打了电话，正式向他辞行，并对十二医院的救命再生之恩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请他替我转达对邱司令员的感谢，虽然跟司令员素不相识，但他所给予我的关怀，我也将永生难忘。曹院长一听说我当晚就要离开喀什回北京，这位边疆的江苏老乡当即激动地表示，晚上他一定抽空来病房给我送行。

三号下午，弟弟便开始帮我打包东西、收拾行李。这期间还虚惊了一小场，因为我的登山背包和摄影包在住院的第一天，就让护士们给存进了外二科的库房，可今天弟弟去库房帮我取行李的时候，却只拿回了登山包，而摄影包却不见了，陪弟弟同去库房的小雷妹妹也焦急地跟我说，这四十多天里，她经常去库房帮我取东西，从来就没见过我的摄影包。开始一听说摄影包没了，我还真有点吓坏了，倒不是心疼相机和镜头，主要是我此行拍摄的所有胶卷都还在摄影包里搁着，要丢了可实在是太可惜了。见我神色暗淡，小雷妹妹急得都快哭了，她说自己刚才又去库房看了，就是没找着我那紫红色的摄影包。一看小雷妹妹的脸色都红了，我倒镇静了下来，因为我相信这里的人都是朴实的，不管是医生、护士还是病人、家属，大家都不会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的，这包肯定被遗落在库房里的什么地方了，于是我把摄影包的详细形状告诉了弟弟和小雷，让他们再去库房里仔细地找一找。果然，几分钟后，小雷妹妹终于喜笑颜开地跟着我弟弟回来了，弟弟的手中，果然拿着我那该死的摄影包！小雷开心告诉我，说这个不起眼的摄影包被搁在了离登山包很远的一个架子上，这么多天没动过身，包上早就落满了灰尘，几乎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也难怪大家找了几遍都没能发现。

接过这个积满灰尘的土红色小包，内心不由得感慨万分，想来，自打车祸后，除了在阿里军分区卫生所曾从外侧口袋里取过手机外，我还从未打开包摸过相机和镜头。用毛巾拍落包上的灰尘后，我下意识地打开了摄影包盖，取出了那台已经陪伴我整整十年的美能达7000i相机，仔细一看，天啦，镜头中厚厚的镜片竟彻底碎裂了！这一刻，我终于恍然大悟：那一夜，正是怀中厚实的摄影包和坚硬的相机镜头，为我抵住了剧烈的胸部撞击，也正是它们的粉身碎骨，换来了我胸腔的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