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清晨，当我从恍惚中醒来之时，顿感孤寂惆怅之意茫茫袭来，低头望着这双不能动弹的残腿，心中不由得迷茫起来：这刚刚过去的一天，要能是一场恶梦该多好啊！

江勇的一位兄弟一早就把早饭送到了病房，因为江勇他可以自己半躺在床上吃饭，这位送饭的兄弟便盛了稀饭和咸菜，来到我床边，又给我喂起饭来。感激着吃了几口稀饭，却只能作罢，胃口还是不好，一吃下东西就觉得难受。

值班大夫和护士一早就过来查房了，在其他三张病床前，他们还都能说点什么，可一等走到我的病床前，他们便只剩下无言、无奈的同情凝视。显然，对于自己束手无策略的病人，医生们的心情肯定也不好受。

刚查完病房没多久，军分区政治部的申主任便带着一趟人过来了，还给我捎来了一大篮子各种水果。申主任指着身旁的一位上校告诉我，这是他们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接着这位一脸虎相的司令员立即走上前来，紧拉着我的手，情深意重地对我说：“今天我是代表军分区所有的领导来探望你，你在人民医院这里先安心养伤，我们各方面正在紧张联系着，一定会尽快地、安全地把你送下山去。”司令员热心而干脆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除了一迭声的感谢，我已经激动得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申主任接着告诉我，说昨天夜里，北京的事故小组已经正式确定了采用越野吉普车送我下山的方案，他们认为申请调用直升飞机的手续太烦琐，惊动部门太多，影响不好，阿里的事故小组也认为即使申请到了飞机，眼下正值青藏高原的雨季，新藏线上云层很多，不确定的危险因素很多，很难保证飞机顺利地飞上来。申主任说，昨夜阿里这边已经正式确定了下山的车辆和人员安排，车子是军分区眼下最新最好的猎豹越野车，除了派一个技术和经验都很丰富的司机外，还将派一名医生跟车照顾我，今天将车子保养一天，明天天一亮就正式出发送我下山。

可能是我太求救心切，也可能是因为顾忌到格桑大夫的那“七天”期限，听完申主任的安排，我竟有点迫不及待了，焦急地问他：“主任，能不能提前到今天下午就走？”面对我的焦虑，申主任很镇静地回答我：“今天肯定走不了，车子的检查保养得一整天，晚上司机还得好好休息，明后天要连着跑两天，得保证路上一点问题都不能出才行。”

司令和主任离开病房后，又先后来了一些军人，分别给我作了一些详细的调查和登记。住院部的医生护士们虽无能为力，却也没让我闲着，从早晨到下午，继续接连不断地给我输各种液体。我也知道，现在吃不香睡不着，生命的维系除了拼自己的老本外，主要就是靠这些没完没了的液体了。

中午，江勇的老板夫人和兄弟们又按时送来了饭菜和鸡汤，虽然我一口都不想吃，但他们依然盛好了饭菜给我端了过来，结果只喝了小半碗鸡汤。想到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这些可亲可爱的兄弟们，内心真是百感交集。我让刘女士从我的登山包里翻出一个笔记本来，请她在上面为我写下了他们平凡而朴实的名字：彭明秋、刘小琼、江勇、黄勇、邵兴华。。。

下午，一直人来人往的病房里总算清静了一点，平静地躺在床上，继续输着各种液体。大约六点来钟的时候，突然从外面涌进来一大群军人，带头的军官进来就跟我说：明天早上天一亮就要送我下山，现在他们先把我接回军分区卫生所去，做一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讲完这些话，这几位军官和战士，七手八脚地就把我从病床上给转移到他们带来的担架上，还没来得及跟江勇兄弟他们说几句道别的话，一眨眼工夫就给抬到了门外的救护车上，几分钟后便进了军分区大院。

到了军分区卫生所后，我被抬进了二楼的一间大病房里。就在这不到半个小时的转移过程中，连续经历了换担架、上车、下车、上楼梯、下担架这几个步骤，几乎每个步骤都伴随着伤筋动骨的折磨。特别是爬楼梯的时候，也就那么一层楼的台阶，担架的角度稍微一倾斜，肚子里便开始翻江倒海，吐了个稀里哗啦，结果从楼梯上一直吐到病房，直吐得天昏地又暗，将这两天里吃的水果、喝的汤水全给倒腾个干干净净。

最后总算是躺到了卫生所舒坦的病床上，刚想舒心地喘息一口气，没想到更要命的考验紧接着又来了。负责的那位尉官又果断地跟我说：“为了避免运输途中剧烈颠簸给创伤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同时也为了减缓震动给你造成的疼痛，今天必须先给你的两条腿打上石膏固定。打石膏的过程可能会非常疼，你可一定得坚持住！”“没事的，你们就放心地给我打石膏吧。”我当即笑着答应了他，心里还想着：这两天来，疼痛几乎已经是我的家常便饭了，再添点又有何妨？

这些军人可真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一上来就先麻利地解除了我那四块已固定了两天的遮阳夹板，然后两个人分别按住我的两条胳膊，一个人按住我的右腿，接着，另两个人架起了我的左腿，并把它硬给抻直了！钻心而剧烈的疼痛之感随即而来，这可真是前所未有的难受，上下牙床早已被我咬得嘎嘣直颤。咬紧牙关，冒着冷汗，看着他们将沾水的石膏纱布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地绕满我的大腿和小腿。。。。。。

整个打石膏的过程痛苦而又漫长，感觉就象经历了半个人生似的。等两条腿的石膏终于打完时，医生们、战士们都已是满头大汗，而我自己，整个人被折磨得差不多都快虚脱过去了。“行刑”的军人们离开病房之前，又把我的输液给续上了，他们刚才去人民医院接我的时候，已经把我今天需要输的液体全部给捎回卫生所了。

正当我用意念缓和着双腿的疼痛之感时，江勇的一个兄弟将我的摄影包给送到卫生所病房里来了。目送走这位兄弟后，我随即从摄影包里摸出了手机，并立即打开了手机电源。

说也奇怪，手机电源刚一接通，铃声就响了，一看号码，竟是弟弟打过来的！

惊异不已地接通了电话，弟弟先问我在哪里，我故作镇静地告诉他，我还在乌鲁木齐处理业务。弟弟接着情绪高昂地告诉我，今天是父亲的六十岁生日，他一家三口特地从南京赶回盐城给父亲祝寿，现在全家祖孙四代老老少少一共16口人，正在望海大酒店里热热闹闹地吃生日宴，现在就缺我一人，他说这就把电话递给父亲，让我跟他老人家说几句话。弟弟的几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打得我是百感交集，我真是该死，怎么竟忘了老父亲的生日呢？

父亲平和慈爱的声音终于出现在电话那头，他告诉我说他今天特别高兴，孙子、外孙子、外孙女们挨个地给他磕了寿头，他也挨个地给大伙发了生日红喜包，我的那份红包他先给我留下了，还说我大姐她们太破费了，挑了城里最好的一家宾馆、最好的一个厅给他开大摆生日宴。。。虽然父亲没说，但我听得出来，他老人家唯一的一点遗憾，就是我这个大儿子没能回到他身边给他祝寿。此时此刻，尽管我几乎已是心如刀绞，但在电话中，我还是自然地提高了嗓门，热情洋溢地祝贺父亲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等挂断父亲的电话之后，痛惜之中，我当即决定，等回到北京后，把前天拍的班公湖拼一张宽幅的照片，制作装裱成一幅生日贺匾，送给父亲，也算弥补我迟来的孝道。

经历了上面这戏剧性起伏的一些事，我已是彻底的心力憔悴了，昏厥中又眯盹了过去。。。

醒来一看，窗外已是夜色朦胧。病房里静悄悄的，扭头一看，床头柜上，已经摆着一盘饭菜，估计是战士们在我熟睡的时候送进来的。简单的饭菜虽然看上去很香，却因为下午吐得太凶，我依然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大约晚上十点钟的时候，病房里进来了一趟人，老老少少差不多有七八个，他们带着水果和营养品，来到了我的床边，当中竟有那位年长的维族司机，他好象已经从我视野里“失踪”一天多了。一个身体很壮实、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的维族人似乎是这伙人的头，他小声地告诉我说，他是车主的弟弟，他哥哥还在叶城，一时也来不了阿里，所以他代表哥哥来探望我。这位彪悍的维族老兄还安慰我说，他们的车是上了保险的，他们一定会全部承担我的医疗救治费用。在人群中晃了半天，我也没见着我车上那位可怜的司机，年长的师傅说他还在路上看车子。

因为病房里还有另外两位住院的战士，所以跟这些维族客人们寒暄几句后，我就让他们赶紧离开了。临别前，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车主的弟弟，等我到了叶城后，让他们再同我联系。

昏昏沉沉地睡到半夜，竟又给渴醒了，直觉着嗓子眼里冒烟、烧得难受。结果，把同病房里的一位年轻兄弟给折腾醒了，他一问我明的情况，二话没说，当即起床披衣，过来给我倒了一大杯开水。。。

黑暗中，静静地感觉着下身那双残腿，它们正裹在冰凉紧绷的石膏之中，除了阵阵袭来的隐隐之痛，似乎它们已经没有属于我自己的那种感觉了。